《大林寺桃花》這首七絕是一首紀游詩。下面請欣賞小編帶來的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的內容。

　　白居易 《大林寺桃花》原文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白居易 《大林寺桃花》譯文

　　在人間四月里百花凋零已盡，高山古寺中的桃花才剛剛盛開。

　　我常為春光逝去無處尋覓而悵恨，卻不知它已經轉到這里來。

　　白居易 《大林寺桃花》創作背景

　　此詩作于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四月。白居易時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年四十六。

　　關于這首詩的寫作情況，白居易集有《游大林寺序》可參考：“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云皋、恩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即《大林寺桃花》)。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太原白樂天序。”

　　唐貞元年間進士出身的白居易，曾授秘書省校書郎，再官至左拾遺，可謂春風得意。誰知幾年京官生涯中，因其直諫不諱，冒犯了權貴，受朝廷排斥，被貶為江州司馬。身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詩中，曾面對琵琶女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滄桑感慨。這種滄桑的感慨，也自然地融入了這首小詩的意境，使《大林寺桃花》紀游詩，蒙上了逆旅滄桑的隱喻色彩。

　　白居易 《大林寺桃花》賞析

　　該詩只有短短的四句，從內容到語言都似乎沒有什么深奧、奇警的地方，只不過是把“山高地深，時節絕晚” 、“與平地聚落不同”的景物節候，做了一番紀述和描寫。但細讀之，就會發現這首平淡自然的小詩，卻寫得意境深邃，富于情趣。

　　詩的開首“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兩句，是寫詩人登山時已屆孟夏，正屬大地春歸，芳菲落盡的時候了。但不期在高山古寺之中，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春景 —— 一片始盛的桃花。從緊跟后面的“長恨春歸無覓處”一句可以得知，詩人在登臨之前，就曾為春光的匆匆不駐而怨恨，而惱怒，而失望。因此當這始所未料的一片春景沖入眼簾時，該是使人感到多么的驚異和欣喜。詩中第一句的“芳菲盡”，與第二句的“始盛開” ，是在對比中遙相呼應的。它們字面上是紀事寫景，實際上也是在寫感情和思緒上的跳躍 —— 由一種愁緒滿懷的嘆逝之情，突變到驚異、欣喜，以至心花怒放。而且在首句開頭，詩人著意用了“人間” 二字，這意味著這一奇遇、這一勝景，給詩人帶來一種特殊的感受，即仿佛從人間的現實世界，突然步入到一個什么仙境，置身于非人間的另一世界。

　　正是在這一感受的觸發下，詩人想象的翅膀飛騰起來了。“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詩人想到，自己曾因為惜春、戀春，以至怨恨春去的無情，但誰知卻是錯怪了春，原來春并未歸去，只不過像小孩子跟人捉迷藏一樣，偷偷地躲到這塊地方來罷了。

　　這首詩中，既用桃花代替抽象的春光，把春光寫得具體可感，形象美麗;而且還把春光擬人化，把春光寫得仿佛真是有腳似的，可以轉來躲去。不，豈只是有腳而已，看它簡直還具有頑皮惹人的性格呢。在這首短詩中，自然界的春光被描寫得是如此的生動具體，天真可愛，活靈活現，如果沒有對春的無限留戀、熱愛，沒有詩人的一片童心，是寫不出來的。這首小詩的佳處，正在立意新穎，構思靈巧，而戲語雅趣，又復啟人神思，惹人喜愛，可謂唐人絕句小詩中的又一珍品。

　　人間四月芳菲盡， 山寺桃花始盛開。 長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轉入此中來。海拔越高，溫度越低，所以季節的出現也較陸地晚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林寺的桃花在季節上為什么比山下要開得遲?從氣象的角度來解釋，答案只有一個，這就是“受了氣溫垂直差異的影響。也就是說，大林寺桃花之所以開得遲，原因是由于這里是“山地氣候” 的緣故。

　　常識告訴我們，在山地地區，氣溫是隨著地勢的高度的上升而相應遞減的。一般說， 高度每升高100米，氣溫就下降0.6℃。當山地垂直起伏到幾干米時，氣溫的垂直差異就更為明顯。加上植物對氣溫的適應能力不同，這樣，處于不同高度地段的植物景觀必然就會出現差異。廬山海拔高度約1 400米，山頂氣溫比山麓平川地區一般要低8～9℃;大林寺位于今日廬山“花徑風景區”，比山下平原高出1 100余米，氣溫較山下的九江市一帶低6～7℃;加以廬山地處長江與郡陽湖之間，江湖水汽郁結，云霧彌漫，日照不足，更使山上的氣溫降低，春天當然就來得遲了。

　　對于這個道理，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自然是無法理解的。這從他在《游大林寺序》中所寫的一段話“大林窮遠，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四月)，正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花，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一世界者”，可以證明。 其實，氣溫垂直變化對植物的影響，不僅在廬山是這樣，就是在別處也不例 外。試以喜馬拉雅山在我國境內一段山地為例，位于山地東南谷地的察隅、墨脫一帶，由于海拔較低，日照充足，氣溫較高，可以種植水稻、玉米、柑桔等喜高溫作物;由此往上，到海拔3 000米處，氣溫下降、雨水減少，只能種青裸、小麥一類作物;再往上，則是草木稀疏的高山牧場;雪線以上則因終年積雪、氣候惡劣，除了偶爾長著幾棵雪蓮以外，啥植物也長不了。可見，在山地地區，植物在垂直分布上的差異性是與山地氣候要素一一氣溫和降水的垂直變異分不開的。所以山地地區的氣候就表現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