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對酒》是中國唐代詩人杜甫的作品，作于乾元元年(758年)春，是杜甫最后留住長安時的作品。此詩前兩聯是曲江即景，接寫坐時所見，然后對酒述懷。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這首作品的全詩和意思，希望大家喜歡。

　　《曲江對酒》

　　作者：杜甫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

　　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

　　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曲江對酒》注釋：

　　⑴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陜西西安市東南，因池水曲折而得名，是唐時京都長安的第一勝地。

　?、圃罚褐杠饺卦?，在曲江西南，是帝妃游幸之所。

　　⑶水精宮殿：即水晶宮殿，指芙蓉苑中宮殿。霏微：迷濛的樣子。

　?、燃氈饤罨洌阂蛔?ldquo;欲共楊花語”。

　　⑸判(pān)：甘愿的意思。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割舍之辭;亦甘愿之辭。

　　⑹吏：一作”含“。滄洲，水邊綠洲，古時常用來指隱士的居處。

　　⑺拂衣：振衣而去。指辭官歸隱?！缎挛宕?middot;一行·鄭遨傳》：“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

　　《曲江對酒》意思：

　　我還不想回去，我就想守著一江流水，就守著這座被戰爭浪費的皇家園林。我想多坐一會兒，即便時間的移動，使豪華的宮殿的位置變得朦朧難測，我仍想多看看，桃花如何追逐白色的楊花，它們如何爭著拋棄這個世界。黃鸝和白色鷗鳥，比賽逃離。我也是厭世者，早已失去朝見皇帝的胃口。由于缺少異數，我縱酒，爛竽充之。想隱居水邊，可在水濱依然是王臣。現在老了，還說什么“事了拂衣去”。

　　《曲江對酒》寫作背景：

　　此詩作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春，是杜甫最后留住長安時的作品。一年以前，杜甫只身投奔唐肅宗李亨，受職左拾遺。因上疏為宰相房琯罷職一事鳴不平，激怒肅宗，遭到審訊。以后，雖仍任拾遺，但有名無實，不受重用。杜甫無所作為，空懷報國之心，滿腹牢騷。這首《曲江對酒》便是在此種心境下創作的。

　　《曲江對酒》鑒賞：

　　前兩聯是曲江即景。“苑外江頭坐不歸”，“坐不歸”，表明詩人已在江頭多時。這個“不”字很有講究，如用“坐未歸”，只反映客觀現象，沒有回去;“坐不歸”，則突出了詩人的主觀意愿，不想回去，可見他心中的情緒。這就為三、四聯的述懷作了墊筆。

　　以下三句，接寫坐時所見。“水精宮殿轉霏微”，在“宮殿”、“霏微”間，又著一“轉”字，突出了景物的變化。這表面上是承“坐不歸”而來的：久坐不歸，時間已經快到晚上，所以宮殿霏微。但是，下面的描寫中，卻沒有日暮的景象，這就透露了詩人另有筆意。浦起龍《讀杜心解》曾將詩人這一時期所寫的《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對雨》，跟作于安史之亂以前的《麗人行》作過比較，指出：“此處曲江詩，所言皆‘花’、‘鳥’、‘蜻’、‘蝶’。一及宮苑，則云‘巢翡翠’，‘轉霏微’，‘云覆’，‘晚靜’而已。視前此所詠‘云幕’，‘御廚’，覺盛衰在目，彼此一時。”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宮殿轉霏微”所顯示的，即是一種虛空寥落的情景，這個“轉”字，則有時過境遷的意味。

　　與此剛好成對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短短一聯，形、神、聲、色、香俱備。“細逐”、“時兼”四字，極寫落花輕盈無聲，飛鳥歡躍和鳴，生動而傳神。兩句襯托出詩人的此時的心緒：久坐江頭，空閑無聊，因而才這樣留意于花落鳥飛。“桃花細逐楊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楊花語”，后杜甫“自以淡筆改三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由擬人法改為描寫法。之所以這樣改，是因為“桃花欲共楊花語”顯得過于恬適而富有情趣，跟詩人當時仕途失意，懶散無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這一聯用“自對格”，兩句不僅上下對仗，而且這一句的某些字詞也相對。此處“桃”對“楊”，“黃”對“白”。鳥分黃白，這是明點，桃楊之色則是暗點：桃花紅而楊花白。這般色彩又隨著花的“細逐”和鳥的“兼飛”而呈現出上下飄舞的動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異常絢麗。

　　風景雖好，卻是暮春落花時節。落英繽紛，固然賞心悅目，但也很容易勾起傷春之情，于是三、四聯對酒述懷，轉寫心中的牢騷和愁緒。

　　先寫牢騷：“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這兩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縱酒，早就甘愿被人嫌棄;我懶于朝參，的確有違世情。”這是詩人的牢騷話，實際是說：“既然人家嫌棄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參?”正話反說，更顯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這里所說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無為之輩，牢騷已經發到了唐肅宗李亨的頭上。詩人素以“忠君”為懷，但失望過多的時候，也禁不住口出微辭。以此二句，足見詩人的憤懣不平之氣。

　　最后抒發愁緒：“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這一聯是說：只因為微官縛身，不能解脫，故而雖老大傷悲，也無可奈何，終未拂衣而去。這里，以“滄洲遠”、“未拂衣”，和上聯的“縱飲”、“懶朝”形成對照，顯示一種欲進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兩難境地。杜甫雖然仕途失意，畢生坎坷，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始終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年)，他還勉勵友人“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希望以國事為己任。可見詩人之所以縱飲懶朝，是因為抱負難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憂憤托于花鳥清樽，正反映出詩人報國無門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