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的作者是柳宗元。下面請閱讀小編帶來的柳宗元《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

　　柳宗元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原文

　　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

　　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

　　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

　　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

　　柳宗元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譯文

　　永州十年艱辛，憔悴枯槁進京;

　　長安三旬未盡，奉旨謫守邊庭。

　　踏上漢時故道，追思馬援;

　　昔日石人何在，空余荒草野徑。

　　你我無心攀附，奸佞誹謗忠臣;

　　詩文竟致橫禍，勸君封筆隱名。

　　今日生離死別，對泣默然無聲;

　　何須臨河取水，淚灑便可濯纓。

　　詩人介紹

　　柳宗元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書令，因得罪武則天而死。其父柳鎮，在高宗時遇到安祿山之亂，攜家避隱于王屋山。后上書言事而授官，在郭子儀屬下任職，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個神童型的天才，史書稱其小時候“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致”。二十歲時與劉禹錫為同科進士，官授校書郎。三十歲時與劉禹錫、呂溫等結識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個奇才，把他提升為禮部員外郎，并準備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也因為和王叔文的關系而被貶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貶為永州司馬。與此同時，劉禹錫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類似處分，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屬“荒癘”之地，他便“自放山澤間”，與山水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復出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這樣的奇才，從極有希望、前途無量的境地一頭栽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重用和遷升，滿腹才華一無所用，其心理上的打擊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過自殺，終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無顧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預感到了會死于“蠻夷”之地而不能終老故鄉。

　　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并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顯示出對于“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蕓蕓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

　　柳宗元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賞析

　　柳子厚與劉夢得在公元793年(貞元九年)同為賜進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來，肝膽相照，取長補短，是中唐文壇上的“雙星”。孫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評傳》中 寫道：“劉禹錫是柳宗元一生中最為親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與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二人交誼終身不渝，在政治斗爭中同進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論上互有影響，在文學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學習。”從步入仕途到“永貞革新”，從革新失敗到被貶謫，從奉旨返京到再度遠謫，他們始終患難與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誼最密切，通訊最頻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舊歷二月，二人作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柳宗元《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別從永州、朗州回到長安，滿以為劫難已過，對前途充滿希望和幻想，誰知不到一個月，卻被外放至更為荒僻的遠州任職。是年三月，二人打點行裝，攜家帶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態而言，彼此都凄然傷感，二人都幻想著有朝一日能東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遠，新貴們造謠中傷，其理想已被殘酷的現實擊得粉碎，縱有雄才大略仍無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憤懣。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重別夢得》)的打算，劉禹錫則更低調：“耦耕若便遺身 世，黃發相看萬事休”(《答重別》)，他們已把功名看淡，悟出東山再起遙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陽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連州，歧路分手，萬語千言，甚為感人。劉夢得形容惜別時的情景為“歸目并隨回雁盡，愁腸正遇斷猿時”(《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分手之后，相互寫詩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絕二首，五絕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淚，深沉而郁抑，哀傷而悲凄。《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為第一首。

　　首聯兩句，有回顧，有直面，起伏跌宕，貯淚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個字，把兩位詩人十幾年來的坎坷命運集中凝煉地表現了出來，引發讀者無窮的聯想和遐思：“永貞革新”失敗后，“二王八司馬”們死的死，病的病。兩位詩人總算萬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時間過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傷害。為官乃徒有虛名，治民又力不從心，持家實艱難異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愛女相繼棄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處所凡四遭火，差點被燒死。名為六品官員，實則“弼馬溫”而已。故“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蕩，大赦天下，終于得以與友人在長安相見。“到秦京”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點。誰知好景不長，到長安不到一個月，圣旨下，又把他們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誰料翻為嶺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為泡影，海市蜃樓般頃刻之間無影無蹤，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風塵，更顯其“憔悴”。這一年柳宗元44歲，劉禹錫45歲，正是為國效力的大好年華，奈何貶謫遠州，英雄失路，寧不哀哉。

　　頷聯以伏波馬援的故事暗點“古道西風瘦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說：想當年，伏波馬援率領大軍南征到此，叱咤風云，威風八面，戰旗獵獵，金鼓聲聲，似在目入耳，可睹可聞;后人將其鑄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廟前，如巨人翁仲銅像立于咸陽宮門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燦。而今他等踏上這條古道，只見廟前荒草遍地，斷壁殘垣，不覺愴然淚下，雖是季春，卻有《黍離》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傾頹，則又平添了幾分愁思，多加了一層憤懣。這一聯妙在借古諷今，即景抒情。寫伏波風采，嘆自己身世;描故道荒涼，諷當朝衰微，從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謂一石雙鳥，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聯失粘，倉促成章之未暇訂正，或竟不以律害辭，不以辭害意。亦見唐人知律而不為律所縛也。

　　李白詩云：“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對于柳、劉二人來說，頭頂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簡直是滿天烏云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事如幽靈般伴其左右。據傳劉夢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寫詩兩首嘲諷新貴，其中“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兩句諷喻十年以來由于投機取巧而在政治上愈來愈得意的新貴們不過是他被排擠出長安后才被提拔起來的罷了，而“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 (《再游玄都觀》)二句則暗刺朝廷政治危機，舊寵新貴們一“花”不如一“花”的現實情況。由于兩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新貴們于是大進讒言，一時間風云突變，厄運又至，兩位詩人再度遭貶。作者說：老朋友，我們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懶散粗疏也，意謂迂直，堅持操守，固其本性也，無怪乎新貴與你我冰炭不相容。頸聯“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妙在正話反說，寓莊于諧，似調侃，類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們能違心地歌功頌德，趨炎附勢，少寫幾句譏諷的詩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貶南荒吧。

　　尾聯兩句，表友情之深厚，嘆身世之悲凄，將全詩的感情推向高潮。詩人說：你我即將分路，天各一方，想當年，蘇武去國離鄉，李陵贈別詩有“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 兩句，我們分路，“悵悠悠”則同，但用不著“臨河”取水，這流不盡的淚水便足以濯纓洗冠了——“垂淚千行”，看似乖謬，實則在理。這藝術上的夸張同樣給讀者以豐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時彼地的兩位詩人，命運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淚;生離死別，無緣再見，可垂淚;英雄失路，報國無門，可垂淚;新貴弄權，國之日衰，亦可垂淚。即使“垂淚千行”，也不足以表達我們的悲痛、憤懣、傷感、失落、依戀、憂郁互為交織的復雜感情啊!王勃云“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勸慰之中，尚有勉勵，讀之令人胸襟開闊，格調頗高，堪為千古名句;而此詩結句從蘇李贈別詩中翻出無窮之意。尾聯乃表兩個斷腸人相別，將國事家事融為一體，可憂可嘆，形象地表達了詩人的真情實感，同樣膾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淚下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