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的經典散文作品篇1：一個偏見

　　禽囀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則蟲醒而鳥睡，風雨并不天天有，無來人犬不吠，不下蛋雞不報。唯有人用語言，用動作，用機械，隨時隨地做出聲音。就是獨處一室，無與酬答的時候，他可以開留聲機，聽無線電，甚至睡眠時還發出似雷的鼻息。語言當然不就是聲音，但是在不中聽，不愿聽，或者隔著墻壁和距離聽不真的語言里，文字都喪失了圭角和輪廓，變成一團忽漲忽縮的喧鬧，跟雞明犬吠同樣缺乏意義。這就是所謂“人籟”!斷送了睡眠，震斷了思想，培養了神經衰弱。

　　這個世界畢竟是人類主宰管領的。人的聲音勝過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萬千喉舌，抵不上兩個人同時說話的喧嘩，至少從第三者的耳朵聽來。唐子西的《醉眠》詩的名句“山靜如太古”，大概指著人類尚未出現的上古時代，否則山上住和尚，山下來游客，半山開飯店茶館，決不容許那座山清靜。人籟是寂靜的致命傷，天籟是能和寂靜溶為一片的。風聲濤聲之于寂靜，正如風之于空氣，濤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東方乍白，我們夢已回而困未醒，會聽到無數禽聲，向早晨打招呼。那時夜未全消，寂靜還逗留著，來庇蔭未找清的睡夢。數不清的麻雀的鳴噪，瑣碎得像要啄破了這個寂靜;鳥鵲的聲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鸛鳥的聲音滯澀而有刺像把鋸子，都一聲兩聲地向寂靜來試鋒口。但是寂靜似乎太厚實了，又似乎太流動了，太富于彈性了，給禽鳥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滿。雄雞引吭悠揚的報曉，也并未在寂靜上劃下一道聲跡。慢慢地，我們忘了鳥囀是在破壞寂靜;似乎寂靜已將鳥語吸收消化，變成一種有聲音的寂靜。此時只要有鄰家小兒的啼哭，樓上睡人的咳嗽，或墻外早行者的腳步聲，寂靜就像宿霧見了朝陽，破裂分散得乾凈。人籟已起，人事復始，你休想更有安頓。在更闌身倦，或苦思冥想時，忽聞人籟噪雜，最博愛的人道主義者，也許有時殺心頓起，恨不能滅口以博耳根清靜。禽獸風濤等一切天籟能和寂靜相安相得，善于體物的古詩人早已悟到。《詩經》：“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下文就說明“有聞無聲”;可見馬嘶而無人喊，不會產生喧鬧。《顏氏家訓》也指出王籍名句“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就是“有聞無聲的”感覺;蟲鳥鳴噪，反添靜境。雪萊詩《贈珍尼——一個回憶》(ToJane--ARecollection)里，描寫啄木鳥，也說鳥啄山更幽。柯律立治(Coleridge)《風瑟》詩(EolianHarp)云：“海聲遠且幽，似告我以靜。”假使這個海是人海，詩人非耳聾頭痛不可。所以我們常把“鴉鳴雀噪”來比人聲喧嘩，還是對人類存三分回護的曲筆。常將一群婦女的說笑聲比于“鶯啼燕語”，那簡直是對于禽類的悔辱了。

　　寂靜并非是聲響全無。聲響全無是死，不是靜;所以但丁說，在地獄里，連太陽都是靜悄悄的(Doveilsoltace)。寂靜可以說是聽覺方面的透明狀態，正好像空明可以說是視覺方面的寂穆。寂穆能使人聽見平常所聽不到的聲息，使道德家聽見了良心的微語(Stillsmallvoice)，使詩人們聽見了暮色移動的潛息或青草萌芽的幽響。你愈聽得見喧鬧，你愈聽不清聲音。唯其人類如此善鬧，所以人類相聚而寂不作聲，反欠自然。例如開會前的五分鐘靜默，又如親人好友，久別重逢，執手無言。這種寂靜像懷著胎，充滿了未發出的聲音的隱動。

　　人籟還有可怕的一點。車馬雖喧，跟你在一條水平線上，只在你周圍鬧。惟有人會對準了你頭腦，在你頂上鬧--譬如說，你住樓下，有人住樓上。不講別的，只是腳步聲一項，已夠教你感到像《紅樓夢》里的趙姨娘，有人在踹你的頭。每到忍無可忍，你會發兩個宏愿。一愿住在樓下的自己變成《山海經》所謂“刑天之民”，頭腦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當其沖，受樓上皮鞋的踐踏。二愿住在樓上的人變像____的“安琪兒”或天使，身體生到腰部而止，背生兩翼，不用腿腳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樓上人像孫臏那樣受刖足的痛苦，雖然他何嘗顧到你的頭腦，顧到你是羅登巴煦所謂“給喧鬧損傷了的靈魂”?

　　鬧與熱，靜與冷，都有連帶關系;所以在陰慘的地獄里，太陽也給人以寂寥之感。人聲喧雜，冷屋會變成熱鍋，使人通身煩躁。叔本華《哲學小品》(Parergaund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節中說，思想家應當耳聾，大有道理。因為耳朵不聾，必聞聲音，聲音熱鬧，頭腦就很難保持冷靜，思想不會公平，只能把偏見來代替。那時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會鬧的動物，你也曾踹過樓下人的頭，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顧不得旁人在說你偏見太深，你又添了一種偏見，又在人生邊上注了一筆。

　　錢鐘書的經典散文作品篇2：談教訓

　　嫌臟所以表示愛潔，因此清潔成癖的人寧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穢潔之分結果變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別。自以為干凈的人，總嫌別人齷齪，甚至覺得自己就是骯臟，還比清潔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滿口腥味，還不肯借用旁人使過的牙刷和手巾。當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讓的人，也決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諸朋友。這樣看來，我們并非愛潔，不過是自愛。“潔身自好”那句成語，頗含有深刻的心理觀察。老實說，世界上是非善惡邪正等等分別，有時候也不過是人我的差異，正和身體上的穢潔一樣。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總先把世界上人說得都是壞蛋;自己要充道學，先正顏厲色，說旁人如何不道學或假道學。說到此地，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到《聊齋》里女鬼答復狐貍精的話：“你說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麼?”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這許多人，自告奮勇來做人類的義務導師，天天發表文章，教訓人類。“人這畜生”(Thatanimalcalled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殺，也竟有能夠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這許多人教訓人類，何以人類并未改善。這當然好象說，世界上有這許多掛牌的醫生，仁心仁術，人類何以還有疾病。不過醫生雖然治病，同時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藥水，好討辣價錢;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藥，他不能吃飯。所以，有導師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還有人來負訓導的責任，那倒是極耐尋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訓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雖無實用，總合需要，好比我們生病，就得延醫服藥，盡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類真個學好，無須再領教訓，豈不閑煞了這許多人?于是從人生責任說到批評家態度，寫成一篇篇的露天傳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雖不值錢，紙墨也并不費錢。

　　人生中年跟道學式的教訓似乎有密切的關系。我們單就作家們觀察，也看得到這個有趣的事實。有許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擔子，對于眼前的一切人事，無不加以咒罵糾正。像安諾得、羅斯金、莫里斯(WilliamMorris)，以及生存著的愛利惡德(T.S.Eliot)、墨瑞(J.M.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國例子。甚至唯美的王爾德，也臨死發善心，講社會主義。假使我們還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見。這種可尊敬的轉變，目的當然極純正，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類，但是純正的目的不妨有復雜的動機。義正詞嚴的叫喊，有時是文學創造力衰退的掩飾，有時是對人生絕望的惱怒，有時是改變職業的試探，有時是中年人看見旁人還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減退，化裝不好，自然減少交際，甘心做正經家庭主婦，并且覺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狀，看不上眼。若南(JulesJanin)說巴爾扎克是發現四十歲女人的哥侖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發現。圣如孔子，對于中年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論語.季氏章》記人生三戒，只說少年好色，壯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說中年好教訓。當然也有人從小就喜歡說教傳道的，這不過表示他們一生下來就是中年，活到六十歲應當慶九十或一百歲

　　有一種人的理財學不過是借債不還，所以有一種人的道學，只是教訓旁人，并非自己有什麼道德。古書上說“能受盡言”的是“善人”，見解不免庸淺。真正的善人，有施無受，只許他教訓人，從不肯受人教訓，這就是所謂“自我犧牲精神”。

　　從藝術的人生觀變到道學的人生觀可以說是人生新時期的產生。但是每一時期的開始同時也是另一時期的沒落。譬如在有職業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開始，吃飽了可以工作;而從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閑階級看來，早餐只是昨宵的結束，吃飽了好睡覺。道德教訓的產生也許正是文學創作的死亡。這里我全沒有褒貶輕重之意，因為教訓和創作的價值高低，全看人來定。有人的文學創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說教，倒不如干脆去談道學;反過來說，有人的道學，能以無為有，將假充真，大可以和詩歌、小說、謠言、謊話同樣算得創作。

　　頭腦簡單的人也許要說，自己沒有道德而教訓他人，那是假道學。我們的回答是：假道學有什麼不好呢?假道學比真道學更為難能可貴。自己有了道德而來教訓他人，那有什麼希奇;沒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這才見得本領。有學問能教書，不過見得有學問;沒有學問而偏能教書，好比無本錢的生意，那就是藝術了。真道學家來提倡道德，只像店家來替自己存貨登廣告，不免自我標榜;絕無道德的人來講道學，方見得大公無我，樂道人善，愈證明道德的偉大。更進一層說，真有道德的人來鼓吹道德，反會慢慢地喪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羅斯福哥(LaRochefoucauld)《刪去的格言》(MaximesSupprimees)第五八九條里說：“道學家像賽納卡(Sn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訓來減少人類的罪惡;只是由教訓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驕傲。”你覺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訓，你不由自主地擺起架子來，最初你說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覺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強迫旁人來學你。以才學驕人，你并不以驕傲而喪失才學，以貧踐驕人，你并不以驕傲而變成富貴，但是，道德跟驕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惡，大殘忍--沒有比殘忍更大的罪惡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沒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還覺得是道德應有的代價。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實現不了的理想，伴隨著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動力，融合成不自覺的驕傲。____哲學以驕傲為七死罪之一。王陽明《傳習錄》卷三也說：“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眾惡之魁。”照此說來，真道學可以算是罪惡的初期。反過來講，假道學來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習慣轉化為自然，真正地改進了一點兒品行。調情可成戀愛，模仿引進創造，附庸風雅會養成內行的鑒賞，世界上不少真貨色都是從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學可以說是真道學的學習時期。不過，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報。真道學死后也許可以升天堂，假道學生前就上講堂。這是多麼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訓人的人最宜教訓人;愈是假道學愈該攻擊假道學。假道學的特征可以說是不要臉而偏愛面子。依照莎士比亞戲里王子漢姆雷德(Hamlet)罵他未婚妻的話，女子化妝打扮，也是愛面子而不要臉(Godhasgiventhouoneface,butyoumakeyourselfanother)。假道學也就是美容的藝術。

　　錢鐘書的經典散文作品篇3：讀伊索寓言

　　比我們年輕的人，大概可以分作兩類。第一種是和我們年齡相差得極多的小輩;我們能夠容忍這種人，并且會喜歡而給予保護;我們可以對他們賣老，我們的年長只增添了我們的尊嚴。還有一種是比我們年輕得不多的后生，這種人只會惹我們的厭恨以至于嫉忌，他們已失掉尊敬長者的觀念，而我們的年齡又不夠引起他們對老弱者的憐憫;我們非但不能賣老，還要趕著他們學少，我們的年長反使我們吃虧。這兩種態度是到處看得見的。譬如一個近三十的女人，對于十八九歲女孩子的相貌，還肯說好，對于二十三四歲的少女們，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所以小孩子總能討大人的喜歡，而大孩子跟小孩子之間就免不了時常沖突。一切人事上的關系，只要涉到年輩資格先后的，全證明了這個分析的正確。

　　把整個歷史來看，古代相當于人類的小孩子時期。先前是幼稚的，經過幾千百年的長進，慢慢地到了現代。時代愈古，愈在前，它的歷史愈短;時代愈在后，他積的閱歷愈深，年齡愈多。所以我們反是我們祖父的老輩，上古三代反不如現代的悠久古老。這樣，我們的信而好古的態度，便發生了新意義。我們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許只是喜歡小孩子，并非為敬老，也許是賣老。沒有老頭子肯承認自己是衰朽頑固的，所以我們也相信現代一切，在價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進步。

　　這些感想是偶爾翻看《伊索寓言》引起的。是的，《伊索寓言》大可看得。它至少給予我們三種安慰。第一，這是一本古代的書，讀了可以增進我們對于現代文明的驕傲。第二，它是一本小孩子讀物，看了覺得我們是成人了，已超出那些幼稚的見解。第三呢，這部書差不多都是講禽獸的，從禽獸變到人，你看這中間需要多少進化歷程!我們看到這許多蝙蝠、狐貍等的舉動言論，大有發跡后訪窮朋友、衣錦還故鄉的感覺。但是窮朋友要我們幫助，小孩子該我們教導，所以我們看了《伊索寓言》，也覺得有好多淺薄的見解，非加以糾正不可。

　　例如蝙蝠的故事：蝙蝠碰見鳥就充作鳥，碰見獸就充作獸。人比蝙蝠就聰明多了。他會把蝙蝠的方法反過來施用：在鳥類里偏要充獸，表示腳踏實地;在獸類里偏要充鳥，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賣弄風雅，向文人裝作英雄;在上流社會里他是又窮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間，他又是屈尊下顧的文化份子：這當然不是蝙蝠，這只是——人。

　　螞蟻和促織的故事：一到冬天，螞蟻把在冬天的米粒出曬;促織餓得半死，向螞蟻借糧，螞蟻說：“在夏天唱歌作樂的是你，到現在挨餓，活該!”這故事應該還有下文。據柏拉圖《對話篇.菲德洛斯》(Phaedrus)說，促織進化，變成詩人。照此推論，坐看著詩人窮餓、不肯借錢的人，前身無疑是螞蟻了。促織餓死了，本身就做螞蟻的糧食;同樣，生前養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寫回憶懷念文字的親戚和朋友，寫研究論文的批評家和學者。

　　狗和他自己影子的故事：狗銜肉過橋，看見水里的影子，以為是另一只狗也銜著肉;因而放棄了嘴里的肉，跟影子打架，要搶影子銜的肉，結果把嘴里的肉都丟了。這篇寓言的本意是戒貪得，但是我們現在可以應用到旁的方面。據說每個人需要一面鏡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東西。不過，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鏡子，不自知的東西，照了鏡子也沒有用--譬如這只銜肉的狗，照鏡以后，反害他大叫大鬧，空把自己的影子，當作攻擊狂吠的對象。可見有些東西最好不要對鏡自照。

　　天文家的故事：天文家仰面看星象，失足掉在井里，大叫“救命”;他的鄰居聽見了，嘆氣說：“誰叫他只望著高處，不管地下呢!”只向高處看，不顧腳下的結果，有時是下井，有時是下野或下臺。不過，下去以后，決不說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說有意去做下屬的調查和工作。譬如這位天文家就有很好的藉口：坐井觀天。真的，我們就是下去以后，眼睛還是向上看的。

　　烏鴉的故事：上帝要撿最美麗的鳥作禽類的王，烏鴉把孔雀的長毛披在身上，插在尾巴上，到上帝前面去應選，果然為上帝挑中，其它鳥類大怒，把他插上的毛羽都扯下來，依然現出烏鴉的本相。這就是說：披著長頭發的，未必就真是藝術家;反過來說，禿頂無發的人，當然未必是學者或思想家，寸草也不生的頭腦，你想還會產生什麼旁的東西?這個寓言也不就此結束，這只烏鴉借來的羽毛全給人家拔去，現了原形，老羞成怒，提議索性大家把自己天生的毛羽也拔個干凈，到那時候，大家光著身子，看真正的孔雀、天鵝等跟烏鴉有何分別。這個遮羞的方法至少人類是常用的。

　　牛跟蛙的故事：母蛙鼓足了氣，問小蛙道：“牛有我這樣大么?”小蛙答說：“請你不要漲了，當心肚子爆裂!”這母蛙真是笨坯!她不該跟牛比偉大的，她應該跟牛比嬌小。所以我們每一種缺陷都有補償，吝嗇說是經濟，愚蠢說是誠實，卑鄙說是靈活，無才便說是德。因此世界上沒有自認為一無可愛的女人，沒有自認為百不如人的男子。這樣，彼此各得其所，當然不會相安無事。

　　老婆子和母雞的故事：老婆子養只母雞，每天下一個蛋。老婆子貪心不足，希望它一天下兩個蛋，加倍喂她。從此雞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貪。伊索錯了!他該說，大胖子往往是小心眼。

　　狐貍和葡萄的故事：狐貍看見藤上一顆顆已熟的葡萄，用盡方法，弄不到嘴只好放棄，安慰自己說“這葡萄也許還是酸的，不吃也罷!”就是吃到了，他還說：“這葡萄果然是酸的。”假如他是一只不易滿足的狐貍，這句話他對自己說，因為現實終“不夠理想”。假如他是一只很感滿意的狐貍，這句話他對旁人說，因為訴苦經可以免得旁人來分甜頭。

　　驢子跟狼的故事：驢子見狼，假裝腿上受傷，對狼說：“腳上有刺，請你拔去了，免得你吃我時舌頭被刺。”狼信以為真，專心尋刺，被驢子踢傷逃去，因此嘆氣說：“天派我做送命的屠夫的，何苦做治病的醫生呢!”這當然幼稚得可笑，他不知到醫生也是屠夫的一種。

　　這幾個例可以證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現代兒童讀物的。盧梭在《愛彌兒》(Emile)卷二里反對小孩子讀寓言，認為有壞心術，舉狐貍騙烏鴉嘴里的肉一則為例，說小孩子看了，不會跟被騙的烏鴉同情，反會羨慕善騙的狐貍。要是真這樣，不就證明小孩子的居心本來欠好嗎?小孩子該不該讀寓言，全看我們成年人在造成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社會，給小孩子長大了來過活。盧梭認為寓言會把純樸的小孩子教得復雜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認為寓言要不得，因為它把純樸的小孩子教得愈簡單了，愈幼稚了，以為人事里是非的分別、善惡的果報，也象在禽獸中間一樣的公平清楚，長大了就處處碰壁上當。緣故是，盧梭是原始主義者(Primitivist)，主張復古，而我呢，是相信進步的人--雖然并不象寓言里所說的蒼蠅，坐在車輪的軸心上，嗡嗡地叫到：“車子的前進，都是我的力量。”

　　錢鐘書的經典散文作品篇4：吃飯

　　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著一個轉了彎的、不甚樸素的人生觀。辯味而不是充饑，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樣。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于拋棄。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把國家分成三等人，相當于靈魂的三個成份;饑渴吃喝是靈魂里最低賤的成份，等于政治組織里的平民或民眾。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樣來敷衍民眾，把自己的野心裝點成民眾的意志和福利;請客上館子去吃菜，還頂著吃飯的名義，這正是舌頭對肚子的籍口，彷佛說：“你別抱怨，這有你的份!你享著名，我替你出力去干，還虧了你什么?”其實呢，天知道——更有餓癟的肚子知道——若專為充腸填腹起見，樹皮草根跟雞鴨魚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區區消化排泄的生理過程里還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羅馬詩人波西藹斯(Persius)曾慨嘆說，肚子發展了人的天才，傳授人以技術(Magisterartisingeniquelargitorventer)。這個意思經拉柏萊發揮得淋漓盡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贊美肚子的一章，尊為人類的真主宰、各種學問和職業的創始和提倡者，鳥飛，獸走，魚游，蟲爬，以及一切有生之類的一切活動，也都是為了腸胃。人類所有的創造和活動(包括寫文章在內)，不僅表示頭腦的充實，并且證明腸胃的空虛。飽滿的肚子最沒用，那時候的頭腦，迷迷糊糊，只配作癡夢;咱們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飯睡中覺，就是有力的證據。我們通常把饑餓看得太低了，只說它產生了乞丐，盜賊，娼妓一類的東西，忘記了它也啟發過思想、技巧，還有“有飯大家

　　吃”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德國古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贊美詩，把上帝比作“一個偉大的廚師傅(dergrossSpeisemeister)”，做飯給全人類吃，還不免帶些宗教的稚氣。弄飯給我們吃的人，決不是我們真正的主人翁。這樣的上帝，不做也罷。只有為他弄了飯來給他吃的人，才支配著我們的行動。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掙錢養家的父親，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著吃飯的孩子;這一點，當然做孩子時不會悟到，而父親們也決不甘承認的。拉柏萊的話似乎較有道理。試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們把茶飯來向它祭獻，它還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畢竟是個下流不上臺面的東西，一味容納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賞。人生就因此復雜了起來。一方面是有了腸胃而要飯去充實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飯而要胃口來吃的人。第一種人生觀可以說是吃飯的;第二種不妨喚作吃菜的。第一種人工作、生產、創造，來換飯吃。第二種人利用第一種人活動的結果，來健脾開胃，幫助吃飯而增進食量。所以吃飯時要有音樂，還不夠，就有“佳人”、“麗人”之類來勸酒;文雅點就開什么銷寒會、銷夏會，在席上傳觀法書名畫;甚至賞花游山，把自然名勝來下飯。吃的菜不用說盡量講究。有這樣優裕的物質環境，舌頭像身體一般，本來是極隨便的，此時也會有貞操和氣節了;許多從前慣吃的東西，現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決不肯再進口。精細到這種田地，似乎應當少吃，實則反而多吃。假使讓肚子作主，吃飽就完事，還不失分寸。舌頭揀精揀肥，貪嘴不顧性命，結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頭也只能像李逵所說“淡出鳥來”這誠然是它饞得忘了本的報應!如此看來，吃菜的人生觀似乎欠妥。

　　不過，可口好吃的菜還是值得贊美的。這個世界給人弄得混亂顛倒，到處是磨擦沖突，只有兩件最和諧的事物總算是人造的：音樂和烹調。一碗好菜彷佛一只樂曲，也是一種一貫的多元，調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濟，變作可分而不可離的綜合。最粗淺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鴨和甜醬，或如西菜里烤豬肉(Roastpork)和蘋果泥(Applesauce)、滲鳘魚和檸檬片，原來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東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緣份，像佳人和才子，母豬和癩象，結成了天造地設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屬。到現在，他們親熱得拆也拆不開。在調味里，也有來伯尼支(Leibniz)的哲學所謂“前定的調和”(Harmoniapraestabilita)，同時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協，譬如胡椒和煮

　　蝦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樂里，商角不相協，徵羽不相配。音樂的道理可通于烹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論語》上記他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雖然在《鄉黨》一章里頗講究燒菜，還未得吃道三昧，在兩種和諧里，偏向音樂。譬如《中庸》講身心修養，只說“發而中節謂之和”，養成音樂化的人格，真是聽樂而不知肉味人的話。照我們的意見，完美的人格，“一以慣之”的“吾道”，統治盡善的國家，不僅要和諧得像音樂，也該把烹飪的調和懸為理想。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追隨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國第一個哲學家廚師，在他眼里，整個人世間好比是做菜的廚房。《呂氏春秋.本味篇》記伊尹以至味說湯那一大段，把最偉大的統治哲學講成惹人垂涎的食譜。這個觀念滲透了中國古代的政治意識，所以自從《尚書.顧命》起，做宰相總比為“和羹調鼎”，老子也說“治國如烹小鮮”。孟子曾贊伊尹為“圣之任者”，柳下惠為“圣之和者”，這里的文字也許有些錯簡。其實呢，允許人赤條條相對的柳下惠，該算是個放“任”主義者。而伊尹倒當得起“和”字——這個“和”字，當然還帶些下廚上灶、調和五味的涵意。

　　吃飯還有許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聯絡感情、談生意經等等，那就是“請吃飯”了。社交的吃飯種類雖然復雜，性質極為簡單。把飯給自己有飯吃的人吃，那是請飯;自己有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那是賞面子。交際的微妙不外乎此。反過來說，把飯給予沒飯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無飯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飯，賞面子就一變而為丟臉。這便是慈善救濟，算不上交際了。至于請飯時客人數目的多少，男女性別的配比，我們改天再談。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鑒》(AlmanachdesCourmands)里有一節妙文，不可不在此處一提。這八小本名貴希罕的奇書，在研究吃飯之外，也曾討論到請飯的問題。大意說：我們吃了人家的飯該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說主人的壞話，時間的長短按照飯菜的質量而定;所以做人應當多多請客吃飯，并且吃好飯，以增進朋友的感情，減少仇敵的毀謗。這一番議論，我誠懇地介紹給一切不愿彼此成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變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諸君的邀請，努力奉行豬八戒對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說的話：“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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