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朱自清是一位十分引人注目的作家。而這種關注一方面來自于作者藝術上刻苦扎實的努力和作品漂亮縝密的藝術特質，另一方面也來自于他追求人格完善和純潔精神的迷茫與困惑及其悖論。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朱自清散文代表作，希望大家喜歡。

　　朱自清散文代表作一：論百讀不厭

　　前些日子參加了一個討論會，討論趙樹理先生的《李有才板話》。座中一位青年提出了一件事實：他讀了這本書覺得好，可是不想重讀一遍。大家費了一些時候討論這件事實。有人表示意見，說不想重讀一遍，未必減少這本書的好，未必減少它的價值。但是時間匆促，大家沒有達到明確的結論。一方面似乎大家也都沒有重讀過這本書，并且似乎從沒有想到重讀它。然而問題不但關于這一本書，而是關于一切文藝作品。為什么一些作品有人百讀不厭，另一些卻有人不想讀第二遍呢?是作品的不同嗎?是讀的人不同嗎?如果是作品不同，百讀不厭是不是作品評價的一個標準呢?這些都值得我們思索一番。

　　蘇東坡有《送章惇秀才失解西歸》詩，開頭兩句是：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百讀不厭這個成語就出在這里。舊書指的是經典，所以要熟讀深思。《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

　　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意自見。

　　經典文字簡短，意思深長，要多讀，熟讀，仔細玩味，才能了解和體會。所謂意自見，子自知，著重自然而然，這是不能著急的。這詩句原是安慰和勉勵那考試失敗的章惇秀才的話，勸他回家再去安心讀書，說舊書不嫌多讀，越讀越玩味越有意思。固然經典值得百回讀，但是這里著重的還在那讀書的人。簡化成百讀不厭這個成語，卻就著重在讀的書或作品了。這成語常跟另一成語愛不釋手配合著，在讀的時候愛不釋手，讀過了以后百讀不厭。這是一種贊詞和評語，傳統上確乎是一個評價的標準。當然，百讀只是重讀多讀屢讀的意思，并不一定一遍接著一遍的讀下去。

　　經典給人知識，教給人怎樣做人，其中有許多語言的、歷史的、修養的課題，有許多注解，此外還有許多相關的考證，讀上百遍，也未必能夠處處貫通，教人多讀是有道理的。但是后來所謂百讀不厭，往往不指經典而指一些詩，一些文，以及一些小說;這些作品讀起來津津有味，重讀，屢讀也不膩味，所以說不厭;不厭不但是不討厭，并且是不厭倦。詩文和小說都是文藝作品，這里面也有一些語言和歷史的課題，詩文也有些注解和考證;小說方面呢，卻直到近代才有人注意這些課題，于是也有了種種考證。但是過去一般讀者只注意詩文的注解，不大留心那些課題，對于小說更其如此。他們集中在本文的吟誦或瀏覽上。這些人吟誦詩文是為了欣賞，甚至于只為了消遣，瀏覽或閱讀小說更只是為了消遣，他們要求的是趣味，是快感。這跟誦讀經典不一樣。誦讀經典是為了知識，為了教訓，得認真，嚴肅，正襟危坐的讀，不像讀詩文和小說可以馬馬虎虎的，隨隨便便的，在床上，在火車輪船上都成。這么著可還能夠教人百讀不厭，那些詩文和小說到底是靠了什么呢?

　　在筆者看來，詩文主要是靠了聲調，小說主要是靠了情節。過去一般讀者大概都會吟誦，他們吟誦詩文，從那吟誦的聲調或吟誦的音樂得到趣味或快感，意義的關系很少;只要懂得字面兒，全篇的意義弄不清楚也不要緊的。梁啟超先生說過李義山的一些詩，雖然不懂得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讀起來還是很有趣味(大意)。這種趣味大概一部分在那些字面兒的影象上，一部分就在那七言律詩的音樂上。字面兒的影象引起人們奇麗的感覺;這種影象所表示的往往是珍奇，華麗的景物，平常人不容易接觸到的，所謂七寶樓臺之類。民間文藝里常常見到的牙床等等，也正是這種作用。民間流行的小調以音樂為主，而不注重詞句，欣賞也偏重在音樂上，跟吟誦詩文也正相同。感覺的享受似乎是直接的，本能的，即使是字面兒的影象所引起的感覺，也還多少有這種情形，至于小調和吟誦，更顯然直接訴諸聽覺，難怪容易喚起普遍的趣味和快感。至于意義的欣賞，得靠綜合諸感覺的想象力，這個得有長期的教養才成。然而就像教養很深的梁啟超先生，有時也還讓感覺領著走，足見感覺的力量之大。

　　小說的百讀不厭，主要的是靠了故事或情節。人們在兒童時代就愛聽故事，尤其愛奇怪的故事。成人也還是愛故事，不過那情節得復雜些。這些故事大概總是神仙、武俠、才子、佳人，經過種種悲歡離合，而以大團圓終場。悲歡離合總得不同尋常，那大團圓才足奇。小說本來起于民間，起于農民和小市民之間。在封建社會里，農民和小市民是受著重重壓迫的，他們沒有多少自由，卻有做白日夢的自由。他們寄托他們的希望于超現實的神仙，神仙化的武俠，以及望之若神仙的上層社會的才子佳人;他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會變成了這樣的人物。這自然是不能實現的奇跡，可是能夠給他們安慰、趣味和快感。他們要大團圓，正因為他們一輩子是難得大團圓的，奇情也正是常情啊。他們同情故事中的人物，設身處地的替古人擔憂，這也因為事奇人奇的原故。過去的小說似乎始終沒有完全移交到士大夫的手里。士大夫讀小說，只是看閑書，就是作小說，也只是游戲文章，總而言之，消遣而已。他們得化裝為小市民來欣賞，來寫作;在他們看，小說奇于事實，只是一種玩藝兒，所以不能認真、嚴肅，只是消遣而已。

　　封建社會漸漸垮了，五四時代出現了個人，出現了自我，同時成立了新文學。新文學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文學也給人知識，也教給人怎樣做人，不是做別人的，而是做自己的人。可是這時候寫作新文學和閱讀新文學的，只是那變了質的下降的士和那變了質的上升的農民和小市民混合成的知識階級，別的人是不愿來或不能來參加的。而新文學跟過去的詩文和小說不同之處，就在它是認真的負著使命。早期的反封建也罷，后來的反帝國主義也罷，寫實的也罷，浪漫的和感傷的也罷，文學作品總是一本正經的在表現著并且批評著生活。這么著文學揚棄了消遣的氣氛，回到了嚴肅--古代貴族的文學如《詩經》，倒本來是嚴肅的。這負著嚴肅的使命的文學，自然不再注重傳奇，不再注重趣味和快感，讀起來也得正襟危坐，跟讀經典差不多，不能再那么馬馬虎虎，隨隨便便的。但是究竟是形象化的，訴諸情感的，跟經典以冰冷的抽象的理智的教訓為主不同，又是現代的白話，沒有那些語言的和歷史的問題，所以還能夠吸引許多讀者自動去讀。不過教人百讀不厭甚至教人想去重讀一遍的作用，的確是很少了。

　　新詩或白話詩，和白話文，都脫離了那多多少少帶著人工的、音樂的聲調，而用著接近說話的聲調。喜歡古詩、律詩和駢文、古文的失望了，他們尤其反對這不能吟誦的白話新詩;因為詩出于歌，一直不曾跟音樂完全分家，他們是不愿揚棄這個傳統的。然而詩終于轉到意義中心的階段了。古代的音樂是一種說話，所謂樂語，后來的音樂獨立發展，變成好聽為主了。現在的詩既負上自覺的使命，它得說出人人心中所欲言而不能言的，自然就不注重音樂而注重意義了。--一方面音樂大概也在漸漸注重意義，回到說話罷?--字面兒的影象還是用得著，不過一般的看起來，影象本身，不論是鮮明的，朦朧的，可以獨立的訴諸感覺的，是不夠吸引人了;影象如果必需得用，就要配合全詩的各部分完成那中心的意義，說出那要說的話。在這動亂時代，人們著急要說話，因為要說的話實在太多。小說也不注重故事或情節了，它的使命比詩更見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寫，只靠對話，說出所要說的。這里面神仙、武俠、才子、佳人，都不大出現了，偶然出現，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的，這時候的小說的人物，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這是平民世紀啊。至于文，長篇議論文發展了工具性，讓人們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說出他們的話，但是這已經成為訴諸理性的了。訴諸情感的是那發展在后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標榜生活的藝術，抒寫身邊瑣事的。這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圖著教人百讀不厭的，確乎也風行過一時。然而時代太緊張了，不容許人們那么悠閑;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謂軟性，丟下了它去找那硬性的東西。

　　文藝作品的讀者變了質了，作品本身也變了質了，意義和使命壓下了趣味，認識和行動壓下了快感。這也許就是所謂硬的解釋。硬性的作品得一本正經的讀，自然就不容易讓人愛不釋手，百讀不厭。于是百讀不厭就不成其為評價的標準了，至少不成其為主要的標準了。但是文藝是欣賞的對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訴諸情感的，怎么硬也不能硬到和論文或公式一樣。詩雖然不必再講那帶幾分機械性的聲調，卻不能不講節奏，說話不也有輕重高低快慢嗎?節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夠高度集中。文也有文的節奏，配合著意義使意義集中。小說是不注重故事或情節了，但也總得有些契機來表現生活和批評它;這些契機得費心思去選擇和配合，才能夠將那要說的話，要傳達的意義，完整的說出來，傳達出來。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義，才見出情感，才讓人樂意接受，欣賞就是樂意接受的意思。能夠這樣讓人欣賞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讀不厭，可以不論。在這種情形之下，筆者同意：《李有才板話》即使沒有人想重讀一遍，也不減少它的價值，它的好。

　　但是在我們的現代文藝里，讓人百讀不厭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茅盾先生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筆者都讀過不止一回，想來讀過不止一回的人該不少罷。在筆者本人，大概是《阿Q正傳》里的幽默和三部曲里的幾個女性吸引住了我。這幾個作品的好已經定論，它們的意義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這里說的只是它們讓筆者百讀不厭的因素。《阿Q正傳》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部曲的主要作用也不在鑄造幾個女性，但是這些卻可能產生讓人百讀不厭的趣味。這種趣味雖然不是必要的，卻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過這里的幽默決不是油滑的，無聊的，也決不是為幽默而幽默，而女性也決不就是色情，這個界限是得弄清楚的。抗戰期中，文藝作品尤其是小說的讀眾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讀者，他們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感。擴大了的讀眾，有著這樣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長篇小說的流行就是這個要求的反應，因為篇幅長，故事就長，情節就多，趣味也就豐富了。這可以促進長篇小說的發展，倒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作者卻因為這樣的要求，忘記了自己的邊界，放縱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吸引讀眾，這只是迎合低級趣味。而讀者貪讀這一類低級的軟性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說不上百讀不厭。百讀不厭究竟是個贊詞或評語，雖然以趣味為主，總要是純正的趣味才說得上的。

　　1947年10月10日作。

　　朱自清散文代表作二：說話

　　誰能不說話，除了啞子?有人這個時候說，那個時候不說。有人這個地方說，那個地方不說。有人跟這些人說，不跟那些人說。有人多說，有人少說。有人愛說，有人不愛說。啞子雖然不說，卻也有那伊伊呀呀的聲音，指指點點的手勢。

　　說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說話，不見得就會說話;許多人說了一輩子話，沒有說好過幾句話。所謂辯士的舌鋒、三寸不爛之舌等贊詞，正是物稀為貴的證據;文人們講究吐屬，也是同樣的道理。我們并不想做辯士，說客，文人，但是人生不外言動，除了動就只有言，所謂人情世故，一半兒是在說話里。古文《尚書》里說，唯口，出好興戎，一句話的影響有時是你料不到的，歷史和小說上有的是例子。

　　說話即使不比作文難，也決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會說話不會作文，但也有些人會作文不會說話。說話像行云流水，不能夠一個字一個字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謹嚴。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卻決非一般文章所及。--文章有能到這樣境界的，簡直當以說話論，不再是文章了。但是這是怎樣一個不易到的境界!我們的文章，哲學里雖有用筆如舌一個標準，古今有幾個人真能用筆如舌呢?不過文章不甚自然，還可成為功力一派，說話是不行的;說話若也有功力派，你想，那怕真夠瞧的!

　　說話到底有多少種，我說不上。約略分別：向大家演說，講解，乃至說書等是一種，會議是一種，公私談判是一種，法庭受審是一種，向新聞記者談話是一種;--這些可稱為正式的。朋友們的閑談也是一種，可稱為非正式的。正式的并不一定全要拉長了面孔，但是拉長了的時候多。這種話都是成片斷的，有時竟是先期預備好的。只有閑談，可以上下古今，來一個雜拌兒;說是雜拌兒，自然零零碎碎，成片段的是例外。閑談說不上預備，滿是將話搭話，隨機應變。說預備好了再去閑談，那豈不是個大笑話?這種種說話，大約都有一些公式，就是閑談也有--天氣常是閑談的發端，就是一例。但是公式是死的，不夠用的，神而明之還在乎人。會說的教你眉飛色舞，不會說的教你昏頭搭腦，即使是同一個意思，甚至同一句話。

　　中國人很早就講究說話。《左傳》，《國策》，《世說》是我們的三部說話的經典。一是外交辭令，一是縱橫家言，一是清談。你看他們的話多么婉轉如意，句句字字打進人心坎里。還有一部《紅樓夢》，里面的對話也極輕松，漂亮。此外漢代賈君房號為語妙天下，可惜留給我們的只有這一句贊詞;明代柳敬亭的說書極有大名，可惜我們也無從領略。近年來的新文學，將白話文歐化，從外國文中借用了許多活潑的，精細的表現，同時暗示我們將舊來有些表現重新咬嚼一番。這卻給我們的語言一種新風味，新力量。加以這些年說話的艱難，使一般報紙都變乖巧了，他們知道用側面的，反面的，夾縫里的表現了。這對于讀者是一種不容避免的好訓練;他們漸漸敏感起來了，只有敏感的人，才能體會那微妙的咬嚼的味兒。這時期說話的藝術確有了相當的進步。論說話藝術的文字，從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韓非的《說難》，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不少的精警之作，魯迅先生的《立論》就是的。這可以證明我所說的相當的進步了。

　　中國人對于說話的態度，最高的是忘言，但如禪宗教人將嘴掛在墻上，也還是免不了說話。其次是慎言，寡言，訥于言。這三樣又有分別：慎言是小心說話，小心說話自然就少說話，少說話少出錯兒。寡言是說話少，是一種深沉或貞靜的性格或品德。訥于言是說不出話，是一種渾厚誠實的性格或品德。這兩種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辭或辭令。至誠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徹一切的陰暗，用不著多說話，說話也無須乎修飾。只知講究修飾，嘴邊天花亂墜，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謂小人;他太會修飾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戲法總有讓人揭穿的一日。我們是介在兩者之間的平凡的人，沒有那偉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自己。只是不能無視世故人情，我們看時候，看地方，看人，在禮貌與趣味兩個條件之下，修飾我們的說話。這兒沒有力，只有機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飾所可得的。我們所能希望的只是：說得少，說得好。

　　朱自清散文代表作三：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著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鐘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 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著信里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表情姿態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里，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兩般秋雨隨筆》記著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并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只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茍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里說過：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蘇，文章不經濟。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蘇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著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為依據，不當相提并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煩點兒的是敬啟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啟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于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么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著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現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于敬啟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啟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啟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啟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啟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著，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里保存著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后輩去信，就須用啟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于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并不表明身份。因為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祝抗戰勝利，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這都有些像演說或作論的調子。修辭的變化，文言的結尾里也有。如此頌文祺，敬請春安，敬頌日祉，恭請痊安，等等，一時數不盡，這里所舉的除此頌文祺是通用的簡式外，別的都是應時應景的式子，不能亂用。寫白話信的人既然不愿扔掉結尾，似乎就該試試多造些表示身份以及應時應景的式子。只要下筆時略略用些心，這是并不難的。

　　最麻煩的要數稱呼了。稱呼對于口氣的關系最是直截的，一下筆就見出，拐不了彎兒。談話時用稱呼的時候少些，鬧了錯兒，還可以馬虎一些。寫信不能像談話那樣面對面的，用稱呼就得多些;鬧了錯兒，白紙上見黑字，簡直沒個躲閃的地方。文言信里稱呼的等級很繁多，再加上稱呼底下帶著的敬語，真是數不盡。開頭的稱呼，就是受信人的稱呼，有時還需要重疊，如父母親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現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卻換了學長我兄之類;至于父母親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開頭的稱呼底下帶著的敬語，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詞，如膝下，足下;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遞給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們的膝下，足下，讓他或他們得閑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閣下，執事;這表示只敢將信遞給閣下的公差，或執事的人，讓他們覷空兒轉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誰也不去注意那些意義，只當作敬語用罷了。但是這些敬語表示不同的身份，用的人是明白的。這些敬語還有一個緊要的用處。在信文里稱呼受信人有時只用足下，閣下，執事就成;這些縮短了，替代了開頭的那些繁瑣的詞兒。--信文里并有專用的簡短的稱呼，像臺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語，卻真的只是敬語，如大鑒，臺鑒，鈞鑒，勛鑒，道鑒等，有道也是的。還有些只算附加語，不能算敬語，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覽，閱，見字，知悉等，大概用于親近的人或晚輩。

　　結尾的稱呼，就是寫信人的自稱，跟帶著的敬語，現在還通用的，卻沒有這樣繁雜。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見。光頭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后學，職也只偶然看見。其余還有兒，侄等：世侄也用得著，愚侄卻少--這年頭自稱愚的究竟少了。敬語是舊的頓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見;謹啟太質樸，再拜太古老，免冠雖然新，卻又不今不古的，這些都少用。對尊長通用謹上，謹肅，謹稟--叩稟，跪稟有些稀罕了似的;對晚輩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話里用主詞句子多些，用來寫信，需要稱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話信的稱呼似乎最難。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經成了遺形物，用起來即使不至于覺得封建氣，即使不至于覺得滿是虛情假意，但是不親切是真的。要親切，自然得向面談里去找。可是我們口頭上的稱呼，還在演變之中，凝成定型的絕無僅有，難的便是這個。我們現在口頭上通用于一般人的稱呼，似乎只有先生。而這個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麥歇那樣真可以通用于一般人。譬如英國大學里教師點名，總稱密斯忒某某，中國若照樣在點名時稱某某先生，大家就覺得客氣得過火點兒。先生之外，白話信里最常用的還有兄，口頭上卻也不大聽見。這是從文言信里借來稱呼比先生親近些的人的。按說十分親近的人，直寫他的名號，原也未嘗不可，難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親不到直呼名號的。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詞兒--將來久假不歸，也未可知。

　　更難的是稱呼女人，劉半農先生曾主張將密斯改稱姑娘，卻只成為一時的談柄;我們口頭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真通用的稱呼女人的詞兒。固然，我們常說某小姐，某太太，但寫起信來，麻煩就來了。開頭可以很自然的寫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里再稱呼卻就繞手;還帶姓兒，似乎不像信，不帶姓兒，又像丫頭老媽子們說話。只有我們口頭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帶姓兒，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還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頭上已經有這么稱呼的--不過顯得太單調罷了。至于寫白話信的人稱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從文言信里借來的，雖然口頭上自稱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時候嫌不大客氣，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給普通男子寫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稱弟既不男不女的，稱妹顯然又太親近了，--正如開頭稱兄一樣。男人寫給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說，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話信的稱呼卻都不帶敬語，只自稱下有時裝上鞠躬，謹啟，謹上，也都是借來的，可還是懶得裝上的多。這不帶敬語，卻是歐化。那些敬語現在看來原夠膩味的，一筆勾銷，倒也利落，干凈。

　　五四運動后，有一段兒還很流行稱呼的歐化。寫白話信的人開頭用親愛的某某先生或親愛的某某，結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摯的朋友某某，是常見的，近年來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里。這一套大約是從英文信里抄襲來的。可是在英文里，口頭的親愛的和信上的親愛的，親愛的程度迥不一樣。口頭的得真親愛的才用得上，人家并不輕易使喚這個詞兒;信上的不論你是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得來那么一個親愛的--用慣了，用濫了，完全成了個形式的敬語，像我們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們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們用親愛的，也不管他親愛的不親愛的。可是寫成我們的文字，親愛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親愛的--在我們的語言里，親愛真是親愛，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礙眼，老覺著過火點兒;甚至還肉麻呢。再說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摯的朋友。有人曾說我的朋友是標榜，那是用在公開的論文里的。我們雖然只談不公開的信，雖然普通用朋友這詞兒，并不能表示客氣，也不能表示親密，可是加上你的，大書特書，怕也免不了標榜氣。至于真摯的，也是從英文里搬來的。毛病正和親愛的一樣。--當然，要是給真親愛的人寫信，怎么寫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寵愛的叭兒狗，都無不可，不過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論，只能以大方為主罷了。

　　白話信還有領格難。文言信里差不多是看不見領格的，領格表現在特種敬語里。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書，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綿薄，鄙見等等，比起別種程式，更其是數不盡。有些口頭上有，大部分卻是寫信寫出來的。這些足以避免稱呼的重復，并增加客氣。文言信除了寫給子侄，是不能用爾，汝，吾，我等詞的，若沒有這些敬語，遇到領格，勢非一再稱呼不可;雖然信文里的稱呼簡短，可是究竟嫌累贅些。這些敬語口頭上還用著的，白話信里自然還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等，但是這種非常之少。白話信里的領格，事實上還靠重復稱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樣。稱呼的重復免不了累贅，你我相稱，對于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這里我想起了您字。國語的您可用于尊長，是個很方便的敬詞--本來是復數，現在卻只用作單數。放在信里，作主詞也好，作領格也好，既可以減少那累贅的毛病，也不至于顯得太托熟似的。

　　寫信的種種程式，作用只在將種種不同的口氣標準化，只在將面談時的一些聲調表情姿態等等標準化。熟悉了這些程式，無需句斟字酌，在口氣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難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寫信究竟不是面談，所以得這樣辦;那些程式有的并不出于面談，而是寫信寫出來的，也就是為此。各色各樣的程式，不是耍筆頭，不是掉槍花，都是實際需要逼出來的。文言信里還不免殘存著一些不切用的遺物，白話信卻只嫌程式不夠用，所以我們不能偷懶，得斟酌情勢，多試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覺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話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氣的傳達上至多只能幫一半忙，那一半還得看怎么寫信文兒。這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沒什么可說的。不過這里可以借一個例子來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口氣。胡適之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裁縫，花了許多錢送他兒子去念書。一天，他兒子來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認識字，他的鄰居一個殺豬的倒識字，不過識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殺豬的看。殺豬的說信里是這樣的話，爸爸!趕快給我拿錢來!我沒有錢了，快給我錢!裁縫說，信里是這樣的說嗎!好!

　　我讓他從中學到大學念了這些年書，念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了!說著就難過起來。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牧師，就問他為什么難過。他把原因一說，牧師說，拿信來，我看看。就接過信來，戴上眼鏡，讀道，父親老大人，我現在窮得不得了了，請你寄給我一點錢罷!寄給我半鎊錢就夠了，謝謝你。裁縫高興了，就寄兩鎊錢給他兒子。(《中國禪學的發展史》講演詞，王石子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報》)

　　有人說，日記和書信里，最能見出人的性情來，因為日記只給自己看，信只給一個或幾個朋友看，寫來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筆所之。日記真不準備給人看，也許還可以信筆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給人看的，雖然不能像演說和作論，可也不能只顧自己痛快，真的信筆寫下去。如面談不是胡帝胡天的，總得有一點禮貌，也就是一份客氣。客氣要大方，恰到好處，才是味兒，如面談是需要火候的。

　　1940年1月29日-2月1日作。

　　
看過“朱自清散文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