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理想主義流派。孟子非常重視民心民意，所以才會大膽提出民為貴，社稷其次，君為輕的理念，以彰顯民心的重要性，他在政治上推行法先王，行仁政;在學說上有推崇孔子，攻擊楊朱，墨翟。從這里也足以看出孟子對于平民百姓的熱愛之心。

孟子繼承了孔子，并提出了憂患的概念，他認為人的生命之所在，事業之興敗，國家之存亡，都與是否具有憂患意識相關聯。憂國憂民之心也便是責任意識與承擔意識的重托。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其意為：君主若把百姓的憂樂當作是自己的憂樂，這樣百姓也會把君主的憂樂當作是自己的憂樂。這也是孟子對于君主寄以希望，可以仁政為國，愛民如子。

《孟子》一共七篇，主要的兩個方面內容，一為孟子與君主討論政治，另為孟子與儒家其他門人、弟子相互交流行事為人知道。《孟子》的文筆犀利，富有說服力，奈何孟老夫子的良方，和戰國各諸侯國所走的霸道路線合不到一起，因而不受歡迎，這也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真實寫照。

以意逆志便是孟子在《萬章·上》中所提出對于詩理解的方法。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評論詩的人，既不能根據詩的個別字眼就斷章取義，曲解詩句，也不能有辭句的表面意思曲解詩句的真實含義，而因根據作品的全篇立意，來探索作者的所思所想。知人論世也便是評論他人作品的原則。

對于孟子，我們并不能以三言兩語概括全部，因為他的思想，使我們根本無法理解透徹的，他的精神和氣魄，猶如撥開云霧的萬丈光芒，哪怕他存在的時代已經距離我們1723年了，但我們局限于世的視野和眼識，亦能感受到他散發出的耀眼光芒。

孟子大學生讀后感600字（精選篇2）

孟子雄心勃勃，準備干一番大事業，可是他四處奔波，最終也沒有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

孟子自己害了自己。因為他沒有統治階級那樣的野心，更沒有他們那樣的殘忍之心，他的心里裝滿了仁義，所以他有再大的政治理想也難實現。

面對這樣的結局，孟子無可奈何，但又不甘心失敗，不能讓自己空有滿腹經綸。于是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統治階級。

諸侯爭霸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大氣候，這種大氣候注定了孟子的命運，他像一只無頭的蒼蠅四處踫壁，或像一只皮球被諸侯們踢來踢去。

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和仁政的終極結果就是專制。雖然他是一個政治上的失敗者，但他的王道和仁政思想卻毒害了世世代代中國人民。他雖然自由了，但世世代代的人民失去了自由。

孟子不愧為王者師，他天衣無縫的.說理讓王們深信不疑。例如：在梁惠王(上)篇中，他抓住梁惠王所講的“利”進行說理，“王曰：‘何以利我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我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乍看此言，似乎沒有什么反駁的，但在當時那種大氣候下，梁惠王考慮“利”不是沒有道理的。諸侯爭霸，你不考慮‘利’，也許就會成為他人的口中食了。由此我聯想到了現實的美國，到處考慮自己的‘利’，如果其利益受到損害，便進行制裁，甚至戰爭。正因為考慮利，其國家就強大，其人民就富裕，這有什么不好。

實際上孟子的許多說理稍微一駁便不堪一擊。比如：“無傷也，是乃仁術也，間牛未見羊也。”見牛未見羊未必就是仁術，見了不殺和不見殺之都無法證明他有仁術，說不定見了殺比不見殺的更具有仁術呢!他說：“君子遠庖廚也”，君子未必遠庖廚也，如果君子遠庖廚也，那么君子遠吃行不行?

孟子的有些說理偏離現實，這只不過是他仁政理想而已。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的這種推恩理想在現實中往往難實現。

“仁政”與“民主”無法比擬，“仁”與“自由”無法比擬，我們寧可要“民主”也不愿要“仁政”，寧可要“自由”，也不愿要“仁”。

孟子經常用一些完整的小故事、寓言來表達自己地觀點和看法。而這些小故事和寓言就慢慢變成了今天我們常用地成語，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再作馮婦”等等，可見孟子思想對我們地影響對我們來說不可不謂深厚。

孟子所說的“揠苗助長”演變到今天一般都說成是“拔苗助長”，但說的都是同樣一個道理，孟子認為教學和學習知識如同植物生長一樣，都有自己的規律，必須循序漸進，而不能揠苗助長，急于求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一定要不斷地培養義，心中不要忘記，但也不要一廂情愿地去幫助它生長。不然就會像宋人那樣“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把自己累得不行不說，還枯死了禾苗，得不償失。要想幼苗茁壯成長，只有勤于耕耘。不愿耕耘，拔苗助長，必然失敗。就像人的成長與發展一樣，同樣要遵循規律，通過自身的努力使自己的根基一點點變得牢固，才能吸收更多的養分，成長得更好，由一顆幼小的樹苗長成一株參天大樹。孟子在告訴我們做事情要遵守規律的同時還提醒人們凡是應順其自然，適應事物本身的發展的速度和方向，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即是繼承了孔子“欲速則不達”的思想。當我們太想辦成一件事的時候，往往急于求成而顯得過于浮躁，沉不住氣，冒冒失失的前進就失去了方向和重心，把握不住事物前進和發展的速度，方而更容易迷失方向。孟子的觀點就好像力的作用和反作用的道理一樣，作用在一個物體上的力越大，那它產生的反作用也就越大。同樣，如果我們在一件事情上傾注了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太多的努力，那我們必然抱有更多的希望和企盼，而一旦事物的發展出乎我們的意料和想象，那我們將比用平常心對待一件事物的時候更難以接受眼前的事實。所以凡是我們不必看得太重，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這樣，當事情成功時，我們才不致于過于高興，被成功的喜悅麻痹了清醒的頭腦;在事情失敗時，才能以一顆平常心對待，不致于過于失望和難過而喪失了前進的勇氣。

孟子還曾說過：“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命時我所想要的，道義也是我所追求的，當兩者不可兼得的時候，孟子選擇舍生取義，雖然平凡如我們的蕓蕓眾生不用面對生命與道義這么高尚嚴肅的話題，但我們在生活工作中難免還是會面臨兩難的選擇，那我們又應該怎樣抉擇呢?比如說工作和休息的沖突，個人利益和大家利益相矛盾的時候，何去何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選擇。但我覺得能夠把工作和生活有機融合在一起的人是最高明的，首先熱愛生活，也喜歡工作，把生活當作工作的一部分，把工作看成生活的有機體，每一天，既是在生活，也是在工作，工作是生活，生活也是工作，這樣，即是是工作占用了休息的時間，也不會產生工作占用了休息時間的想法，也就不會覺得在八小時之外的工作是一種負擔。

孟子大學生讀后感600字（精選篇4）

作為傳統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國的影響是達數千年之長遠，我輩中人自然難以三言兩語以攬括，雖然我的認識只是管錐之見，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氣魄卻如穿透萬里晴空的紅日，我即使局限于視野和眼識，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覺得孟子的厲害處正在于，所提倡的“仁義”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對事物利益關系的短視，而仁、義卻能長遠影響到未來，故有“舍生取義”、“舍利取義”之說。狹義的“仁義”是指封建時代人倫的忠義孝悌，實則是千百年來對孟子的誤解，因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三綱五倫已革了命;《中庸》講：“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那末，此“仁義”還有永恒的意義可言嗎?所以我們今天理解孟子的“仁義”，實應站在高處，從廣義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對客觀普遍規律的認識，孟子的“仁義”也不二致。而這種認識，可讓孟子如一熟練漁夫的手鉗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縱有大腿大腳亦是擺脫不了。無論事物表象出現多么錯綜復雜的問題或困難，孟子皆顯得不昏沉也不散亂，經常化險為夷、轉難為易，而綽綽有余。

當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統論”、“系統思考”，雖口口聲聲反對舍本逐末，而要動態、長遠地看事情，說透了：皆可從孟子的仁義思想找到雛形。用毛澤東的話“干振而枝披,將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義之道最為恰當不過了。而抓不到仁義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終生疲命于隨時浮現的海市蜃樓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點，我覺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獨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氣概。這點即注定了他若有機會作為，給予一發揮才干的舞臺，則必能成一王業的大人物也!獨行特立者，立場堅定，意識獨立;不同流合污者，則能做到不見異思遷、不心隨物轉。有此二者，則造就了孟子之大氣魄，表現在文風上則氣勢雄奇而磅礴，用來創業則整個世界都向他一人傾倒，孫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體現。當今社會形勢風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辯方向，倘學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驚天地而泣鬼神呢?

雖然研習《孟子》的時間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義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終生了，最后，再對孟子的仁義之道作一總結：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獨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駕馭形勢的氣魄。

孟子大學生讀后感600字（精選篇5）

讀大學時，那位古代漢語的老教授對我們要求極為嚴格，那《孟子》是要求全書背誦的，也許就是因為這特別的機緣，我一直特別喜歡《孟子》。

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喜歡孟子散文中那種雄辯的氣勢。孟子具有豐厚的學養，剛健的氣質，機智應變的能力，不僅以“好辯”著稱，而且極為善辯。我常常慨嘆，要是孟子生活在當今時代，他一定是一個出色的律師。讀孟子的文章，我總是因此而想到藝術作品中那些大律師的“雄辯”或“詭辯”的場景，那些有經驗的律師去質問對方律師的委托人時，只要求回答“yes”or“no”，從而讓自己處于主動地位，牽著別人的鼻子走。孟子正是那樣，讓那些國君被他牽著鼻子走，從而成功地宣傳他的政治主張。

近來再讀《孟子》，再一次被孟子的雄辯風格所折服。

《孟子·梁惠王上》中說梁惠王在提出“民不加多”的疑問之前，自詡“寡人之于國也，盡心焉耳矣”，然后以賑災救民為例，申說自己治國勝于“鄰國之政”，“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而“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面對這樣的問題，孟子不是去直接指出梁惠王治國之中的不足，那樣會讓好大喜功的君王難以接受，于是他以“王好戰，請以戰喻”巧妙地將話題轉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來，接下來，他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讓梁惠王明白并承認，自己所謂“盡心于國”不比鄰國之政好多少。

還有那次孟子見到齊宣王，為了宣傳他的“仁政”思想，他從“好樂”切入話題，他先是運用轉換話題、偷換概念的方式避開容易引起齊王反感的音樂的雅俗問題，借題發揮，巧妙把音樂話題轉為政治話題，從而激發了齊王的興趣，他忍不住主動問道：“可得聞與?”但孟子并沒有就此闡發他的道理，而是以“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和“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兩個問題，讓齊王很容易地同意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數人樂樂不如與多數人同樂，從而誘導出齊王在思想感情上趨向與民同樂的觀點，于是他滔滔不絕地“為王言樂”，引導出“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的結論，意即：與民同樂，推行仁政，人民歸附，便能統一天下。

但是我們知道，齊宣王真正關心的是“霸道”，他一心想著的是以武力征服天下，這與孟子的“王道”主張是完全相對立的，可是孟子憑借著他的口才說服了齊宣王，成功地宣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我真的佩服兩千多年之前的孟子，也難怪后人要尊他為“亞圣”了。

可是此次再讀《孟子》，我卻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放在了結果上：齊宣王傾心于春秋時期的霸主地位，一心想建立霸業，即位后任用名將田忌、孫臏等，伐魏大勝，后又攻伐燕國等弱小國家，最終未能采納孟子的政治主張。因此，我不得不慨嘆這口才的蒼白無力的尷尬了。

我還想到我們這些從事班主任工作的人，我們雖然不一定有孟子那么敏捷的思維，那么雄辯的口才，但面對學生，我們一般都能把思想工作做到位，也許學生所持的觀點與我們的觀點完全相反，但我們總可以用講道理的方式去說服他們，可是我們過后往往會發現，學生表態挺好的，過后落實在行動中卻效果不佳，有時甚至收效甚微，我們所遇到的，不正是孟子所遇到的“口才的尷尬”嗎?

當然，學生是成長中的孩子，是孩子，注定他們就會犯錯誤的，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的話來安慰自己，但這不也值得我們所有的教師和家長來反思嗎?如何用一種最有效果的方式來教育孩子，讓他們自己去領悟、去選擇，而不是以我們成年人的思想去規定、去限制。只有這樣，我們的工作才會是卓有成效，我們才能解決這口才的尷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