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是一篇東晉散文，立意深遠，它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東晉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情趣、思想修養和精神狀態。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蘭亭集序的深度解讀，以供大家閱讀。

　　蘭亭集序的深度解讀一

　　《蘭亭集序》在文情并茂的聲譽之外，又有書圣的法帖，為其增添更加璀璨的光澤。不論在文學還是在書法史上都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高峰。此文在魏晉玄學盛行的背景下，以實事抒真情，行文自然流暢，一洗玄學的深奧空闊;也為魏晉辭藻華麗，鋪陳張揚，而缺乏真情實感的浮夸文風吹進一絲清新的空氣。此文中所闡明的”死生亦大矣“的哲理內涵，在解說時眾說紛紜，下面就這一問題加以探討：

　　一、個性的覺醒，動蕩時代文人的普遍情結。魏晉時代是個性蘇醒，人的主體意識開始張揚的時代。再加上從漢朝開始的連年戰亂，政局動蕩不安，文人名士中普遍存在著生命的危機感。古詩十九首中便充斥著“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類”“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的感慨。就連大政治家，橫槊賦詩的時代英雄曹操，也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的感嘆。王羲之在東晉初年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也無法回避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因此對此文中的“死生亦大矣”的思考，應結合這一思想背景來探討，使之有思想淵源。

　　二、對良辰、美景、賞心、雅事轉瞬即逝，不可再得的深深惋嘆。江南暮春，草木復蘇，花紅柳綠，加上天空晴朗，風和日麗，春光明媚。面對如此良辰美景，群賢雅興四溢，“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飲酒賦詩，借詩歌表達舒暢的心情。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游目騁懷，極視聽之娛，陶醉于自然美景中，釋放情懷。但就在這愉悅之巔峰，作者忽然意識到時光流逝，青春不再，轉瞬之間“老之將至”，不禁悲從中來。一悲時光流逝，情隨事遷，人的心境隨著境遇的不同而變化，像今天如此美好的情境不可重復;二悲時光如流水，多少良辰美景賞心悅事轉瞬之間已成過眼煙云，使人不能不感慨傷心;三悲人的壽命長短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最終都要歸于死亡，和無限的時空相比，短暫的生命中能有幾多美好事啊!這正如晏殊《浣溪沙》詞中表達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花盛轉眼成陳跡，相識燕子歸來但人的心境已變。曾經的美好就像海市蜃樓，在人的生命中是那樣的捉摸不住啊!

　　三、“死生亦大矣”的生命哲理意蘊的探求。生命中的美好情境彌足珍貴，因此，就應該珍惜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譬如“晤言一室”的坦誠友誼;“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自然風光;而珍惜生命最重要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應有所作為，活得有品位，有質量。這一點，對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仍有警戒意義。作者的“死生亦大矣”，也是針對魏晉玄學對生命的態度而說的，玄學“一死生，齊彭殤”，這種對生命的態度從某一角度來說，是超越“死”之界限的豁達、大度，但也隱含著對生命價值的漠視。不重視“死”，哪能發現”生“之珍貴!正因為“死”是一件大事，它的對立面“生”才顯得珍貴，而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就更值得用心享受。結合魏晉時代文人名士對生命的危機感來觀照作者的這一觀點，就更顯出它的意義所在。正因為“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苦難的人生歷程中有幾多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何不在有生之年盡情享受清風、明月、高山、流水，享受三五人靜坐一室，坦誠交流的純潔友誼。由此看來，作者對生命價值的探求要高于失意文人的慨嘆，失意文人面對生命短暫、人生無常往往發出無奈的消極的慨嘆。而作者雖然也感慨生命短暫，但并不消極。

　　四、把“死生亦大矣”放到時間長河中而產生的幽深浩嘆。

　　時間的隧道分過去、現在與將來，作者的這種體驗和古人的情感也是“若合一契”——完全一樣，做法也是大同小異：“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與懷”，都留下文章來抒發自己的情感和思緒。古往今來，其實都是一樣的：“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就把“死生亦大矣”的感慨放到了時間的隧道中，作者的一聲“悲夫”，就成了穿越時間隧道的一聲長嘆，不禁使我們感慨萬千，再一次引起對生命價值的重新思考。是啊，人類永遠也無法回避死亡的威脅，也永遠無法不思考活著的意義所在，只要人類存在一日，王羲之的文章也就有存在的價值。

　　文章千古事，法帖萬年傳。一篇短文，一帖書法，造就藝術瑰寶，值得我們后人探討、研究。

　　蘭亭集序的深度解讀二

　　一、《蘭亭集序》序文的情感線索

　　《蘭亭集序》作為一篇書序，依體例先敘聚會原因：“修楔事也”;介紹參加人員：“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畢”“咸”二字盡顯名士賢才薈萃、濟濟一堂之盛況。再敘寫聚會之處蘭亭周圍的秀麗景色：山崇、嶺峻，林茂、竹修，流清、湍激;山溪如帶，環繞蘭亭;加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景語皆情語，更顯名士賢才相聚，其樂融融!“一觴一脈，亦足以暢敘幽情”，“暢敘”即盡情地、充分地敘述言說，而“幽情”即幽深內藏不宜言說的情感;“暢敘”與“幽情”的寓意在特定的語境中形成對比，再加“一觴一詠”，從細微之處展現了名士賢才此次聚會的盡情、盡興、盡致!也使讀者體味到王羲之敘事、寫景、抒情的清微淡遠。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萬類之盛”，在“仰”“俯”之中，王羲之“游目騁懷”，超然于現世萬物之上而引發思考，透露著玄理。“信可樂也”：信，確實、的確。一個“信”字把文章的歡樂之情推向了高潮。

　　在歡聚之時，王羲之寓目山水，由眼前情境而體認字宙之無窮無盡，頓悟自然萬物的生生不息，繼而進入玄理的思索：人與人在世間交往生存，與生生不息的自然相比，人的一生多么短暫，因此種種感慨油然而生：盡管人們生活態度不同，性情癖好靜躁不同，但是當人們為所接觸的事物感到快樂自足，竟然不知衰老即將到來時的感受是一致的;而當以前感到快樂的事情轉眼間變為陳跡，人們怎能不因此而生感慨?更何況人的壽命有長有短，隨著天地造化最后都將終歸于盡呢?

　　“情隨事遷，感慨系之”揭示了自然萬物與“我”在“物我泯一”的心境中相感相通時，人的情感會自然地隨著事物的變化而變化這一哲理;因而千百年來使后世讀者感嘆不已。

　　序文再引《莊子•德充符》“死生亦大矣”，轉入對人生的思考：死生也是人生變化中的大事情啊!在這里“死生”實際上是一個偏義復詞，詞義著重在“死”字上。“豈不痛哉”既表達了王羲之對人生短暫、死生不由人意的無奈和哀痛，又與前文“信可樂也”遙相呼應，鮮明對照，使文章感情陡起波瀾，令人感慨。

　　由山水感發而悟玄理的心境，《蘭亭集序》表達的情感是復雜的：每當看到前人產生感慨的緣由與自己感嘆情懷的緣起相契相合時，王羲之不能不面對前人的文章嗟嘆哀傷，可是心里又不明白為什么會這樣;在這里，前文既已表明“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那么究竟還有什么原因使作者“臨文嗟悼”，且又“不能喻之以懷”，也即不宜明白言說或難以明白言說呢?王羲之給后世讀者留下了疑問!

　　接著，作者批評了前人觀點，認為“一死生”是不真實的，“齊彭殤”是妄造的，這不僅超越了老莊，也超越了與他同時代崇尚清談的一般士大夫文人;而且使我們體味到：王羲之內心深處渴望著在有生之年能多做實事而不應空談玄理的志向。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尸在這里，“悲夫”既與“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相呼應，又與前文“信可樂也”“豈不痛哉”一一照應，使文章形成了“樂——痛——悲”三層情感波瀾;而序文結束在“悲夫”，不能不再次引發我們對書圣難以言說之悲的疑問和思考。

　　最后，文章依體例補記了詩文結集成書的經過，以“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煞尾，又與前文“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照應。在一段之內的反復述說分明使我們真切感到：書圣胸中必有塊壘難以消解且又不宜訴說，只能寄托“后之覽者”“有感于斯文”，希望穿透時空阻隔而與后世讀者心靈交流，呼喚著后世讀者的理解。

　　二、書圣之悲疑解

　　王羲之品格高潔，德才超凡，時人稱其“清貴人”;在庾亮(晉明帝穆皇后之兄)任征西時王羲之被“請為參軍，累遷長史”。庾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江州刺史”。鑒裁，觀察和衡量他人的才能與德性。唐太宗李世民傾慕王羲之的人品和書法技藝，“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親筆撰寫《王羲之傳》載人《晉書》。評價王羲之性格“以骨鯁稱”，骨鯁，耿直、正直。“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稱贊王羲之書法筆勢“飄若浮云，矯若驚龍”，并且全文收錄了《蘭亭集序》。

　　王羲之“既少有美譽”，被朝廷“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又推遷不拜”。面對摯友揚州刺史殷浩的勸說，王羲之回信表明心跡：“吾素無廊廟志……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晉宣城郡即今安徽宣城)，不許，乃以為右軍，會稽內史。”

　　從以上史料可知，王羲之渴望能去關隴、巴蜀等邊地有所作為的心愿未得實現，轉而希望離開朝廷，到地方上去做些實事的請求也未得朝廷準許，才任右軍、會稽內史。兩段史料引發我們思考的是：王羲之所說“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的“疑”指什么而言?即朝廷會為什么而疑?退而“苦求宣城郡，不許”，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王羲之的家族瑯琊王氏曾為西晉士族。“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守創其議。”晉元帝“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南京)”，東晉建立，王導官至丞相。由此可知，當時的王氏家族是可以對朝政施加影響的望族。《晉書》對王氏家族的主要成員：王導、王舒(導之從弟)、王廙(導之從弟)、王敦(導之從父兄，曾圖謀擅政)等人及他們的子孫輩均有傳文記載，惟獨對王曠只在兒子王羲之的傳文中略被提及。一種說法：王曠曾率軍戰于山西，在惡戰中數百名戰將陣亡，而王曠未戰死沙場且下落不明;他的名字從此便從史書中消失了(央視10頻道：中華文明五千年•書圣誕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道德中，身赴國難，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馬革裹尸還，還是封建官吏和士大夫文人的不二選擇;在如此沉重的文化背景中，無論何種原因，一位有影響的官員沒有戰死沙場，卻“下落不明”，他的后人怎能不被統治者“疑”呢?

　　永嘉南渡，異族入侵，半壁江山淪入敵手。士人們棄家別土，倉皇南奔，真正體味到了國破家亡的悲痛。少年王羲之由叔父王導撫養成人(一說由王廙撫養)。因此，“以骨鯁稱”的王羲之渴望著去邊地建立功業，為父親洗雪恥辱，便成為他可能的也是必然的選擇。

　　一方面，王羲之希望東晉王朝北伐并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看到了社會政治的弊端、國力的空虛，不宜倉促北伐。

　　在殷浩北伐失敗后，王羲之在與殷浩書中分析：“自寇亂以來，虛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希望朝廷修明政治：“任國鈞者，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

　　在與會稽王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中寫道：“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后動。”“今功未可朝，而遺黎殲盡，萬不余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人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

　　當時，南方地區發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其，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

　　在與謝安書中，王羲之為吏治的腐敗擔憂：“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余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嘆也。”

　　由以上史料可知：正直、清醒、務實，救百姓之急難是王羲之的為官之道。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東晉王朝多數貴族偏安江南，不思進取，國家無力恢復;王羲之渴望有所作為而不能，其內心無法明言的悲哀和無奈便可以想見了。

　　而家族的遭遇更讓王羲之悲憤之極。在《喪亂帖》中他寫到：“羲之頓首，喪亂之極，先墓再離(罹)茶毒”，“痛貫心肝，痛當奈何!”“臨紙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頓首頓首。”中國自遠古以來就有崇拜祖先、崇拜鬼神的倫理文化傳統，祖先的墳塋一再遭到毀壞，這對于家族和后世子孫來說是不能容忍的摧殘和恥辱!

　　《喪亂帖》中的“臨紙感哽”與《蘭亭集序》中的“臨文嗟悼”不僅僅是行文句式的整齊對稱和呼應，更是王羲之內心悲憤之情的共鳴和進發。

　　永和九年的蘭亭聚會是王羲之任會稽內史兩年后的第一次聚會，也是他一生中組織的惟一一次蘭亭聚會。源于戰國時的三月三禊日在晉代也不僅僅是一種祈福消災的儀式，還是迎接祖先靈魂歸來的節日和儀式。此時，東晉王朝國力日漸衰敗，再也無力北伐了;王羲之的地位變得十分微妙。出于對時局深深的失望，加上官場之中人事傾軋，“以骨鯁稱”的王羲之恥于屈人之下而受制于人，“誓墓”之后，于永和十一年辭官回歸山水，帶著他的悲憤、失望、遺憾與無奈，永遠地離開了官場。但是，時勢卻為中國書法史造就了一位偉大的書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