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這是最見詩人功力的妙句，也是全詩的精華所在，若從內容上給予整理，這兩句描寫的是以下情景：一方面是自然景色：煙銷日出，山水頓綠;一方面是漁翁的行蹤：漁船離岸而行，空間傳來一聲櫓響。然而，詩人沒有遵循這樣的生活邏輯來組織詩句，卻從自我感受出發，交錯展現兩種景象，更清晰地表現了發生于自然界的微妙變異。前一句中“煙銷日出”和“不見人”，一是清晨常見之景，一是不知漁船何時悄然離去的突發意識，兩者本無必然的聯系，但如今同集一句，卻喚起了人們的想象力：仿佛在日出的一剎那，天色暗而忽明，萬物從朦朧中忽而顯豁，這才使人猛然發覺漁船已無蹤影。“不見人”這一驟生的感受成為一個標志，劃開了日出前后的界限，真實生活中的日出過程得到藝術的強化，以一種夸張的節奏出現在讀者眼前。緊接著的“欸乃一聲”和“山水綠”更使耳中所聞之聲與目中所見之景發生了奇特的依存關系。清晨，山水隨著天色的變化，色彩由黯而明，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但在詩中，隨著劃破靜空的一下聲響，萬象皆綠，這一“綠”字不僅呈現出色彩的功能，而且給人一種動態感。這不禁使人想起王安石的著名詩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王安石借春風的飄拂賦“綠”字以動態，而柳宗元則借聲響的驟起，不僅賦之以動態，而且賦以頃刻轉換的疾速感，生動地顯現了日出的景象，令人更覺神奇。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文藝理論家萊辛在指出詩與畫的區別時曾說：“一切物體不僅在空間中存在，而且也在時間中存在。物體也持續，在它的持續期內的每一頃刻都可以現出不同的樣子，并且和其它事物發生不同的關系。……詩在它的持續性的摹仿里，也只能運用物體的某一個屬性，而所選擇的就應該是，從詩要運用它那個觀點去看，能夠引起該物體的最生動的感性形象的那個屬性。”(《拉奧孔》)柳宗元沒有靜止地去表現日出的壯麗輝煌，或去描摹日出后的光明世界，他正是充分發揮語言藝術的特長，抓住最有活力，最富生氣的日出瞬間，把生活中常見的自然景象表現得比真實更為美好，給人以強大的感染力。蘇東坡論此詩道：“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趣。”(《冷齋詩話》)這是恰如其分的評語。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云相逐。”日出以后，畫面更為開闊。此時漁船已進入中流，而回首騁目，只見山巔上正浮動著片片白云，好似無心無慮地前后相逐，詩境極是悠逸恬淡。對這一結尾蘇東坡認為“雖不必亦可”，因而還引起一場爭論，一時間，宋嚴羽、劉辰翁，明胡應麟、王世貞，清王士禛、沈德潛等人各呈己見，眾說紛紜，但是他們的爭論都局限在藝術趣味上，卻沒有深入體會柳宗元作此詩的處境和心情。柳宗元在詩文中，曾多次言及他被貶后沉重壓抑的心緒，在《與楊誨之第二書》中，他寫道：“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理想抱負和冷酷的現實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極度悲憤的情況下，他“但當把鋤荷鍤，決溪泉為圃以給茹，其隟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云，以此為適。”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中，柳宗元表露得更明白：“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可見他并非以一顆平靜恬淡的心徜徉于山水之間，而是強求寬解，以圖尋得慰藉。但是，正如他在《游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中所嘆的那樣：“謫棄非隱滄，登陟非遠郊”，事實上，他并沒有獲得真正的解脫，有時候，他因一山一水的遭遇而想及自己的不幸，于是不勝悵惘感慨，有時候他在登陟跋涉中意有所感，情不自禁地顯露出不平和抗爭，正因為如此，他更強烈地希求擺脫這種精神的壓抑。所以，與其說《漁翁》以充滿奇趣的景色表現出淡逸的情調，不如說更袒露了隱于其后的一顆火熱不安的心。這是熱烈的向往，是急切的追求，詩中顯示的自由安適的生活情趣對于處在禁錮狀態的詩人來說，實在是太珍貴太美好了。于是，在寫下日出奇句之后，詩人不欲甘休，以更顯露地一吐自己的心愿為快，化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云無心以出岫”的句子，宕開詩境，作了這樣的收尾。只有真正體會柳宗元的現實處境，才能理解他結句的用心。詩人自始至終表現漁翁和大自然的相契之情，不僅出于藝術表現的需要，同樣體現著他對自由人生的渴求。這也說明，要深入領會一篇作品的藝術風格，常常離不開對作者思想感情的準確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