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

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云靄靄，時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閑飲東窗。

愿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載榮。

競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

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

斂翮閑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

愿言不獲，抱恨如何!

此詩從首句中摘取二字為題，題目與詩的內容無關。這首詩的內容，就是序中所說“思親友也”。詩中運用比興的手法和復沓的章法，通過對自然環境的烘托描寫，和不能與好友飲酒暢談的感慨，充分抒發了詩人對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

詩歌全篇貫穿了陶淵明因不能和友人共享美好的抱恨之意，這充分表現了詩人對友人的一片熱腸，和希望與友人共享美好的深情。無論是“良朋悠邈，搔首延儜”的煩急，還是“愿言懷人，舟車靡從”的無奈，無論是“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的愿望，還是 “豈無他人，念子寔多”的擔憂，無不盡顯詩人的火熱心腸和深情厚意。

正因為對友人的一片熱腸和一往情深，而使詩人陷入寂寞孤獨：“競用新好，以怡余情。”—— 始發新芽的東園之樹，都競相用發著嫩芽的枝葉讓我快慰，這正是因寂寞孤獨而生幻覺，或聊以自慰。因為寂寞孤獨，詩人才羨慕那“翩翩飛鳥”的“好聲相和”，而益發“抱恨”了。

詩中“八表同昏”等詩句，表面看是寫天氣，而用夏天雷雨前或冬天雪前的景象來形容春季的天色，似乎形容過量，顯然，這里是暗喻國政時局被封建貴族、軍閥爭奪中央政權而搞得天昏地暗，暗寓著詩人關懷世難的憂心。

此詩約作于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春，當時作者閑居于家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此前一年，桓玄在建康(今南京)篡東晉帝位，這一年二月，劉裕收取京口(今鎮江)、廣陵(今揚州)，進一步攻占建康(今南京)。桓玄逃經潯陽，挾晉帝走江陵(在今湖北)。

陶淵明的詩歌鑒賞著名精選篇2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

櫚庭多落葉，慨然知已秋。

新葵郁北牖，嘉穟養南疇。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

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游。

此詩與《和劉柴桑》詩當作于同一年，即義熙十年(414)，陶淵明五十歲。從詩意來看，《和劉柴桑》作于冬春之交，而此詩作于秋天。

詩中以隱居躬耕的自然樂趣和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道理來酬答劉柴桑，盡管其中帶有消極的思想，但在樸素純和之中，卻洋溢著田園生活的樂趣。

陶淵明的詩歌鑒賞著名精選篇3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衢。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

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

望云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

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陶詩總的特點是親切、平易。其述志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話語便從肺腑間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經意，細讀卻深有文理。這首詩便正是如此。

全詩可分四段。首四句為第一段，自敘年輕時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談到自己從小就對世俗事務毫無興趣，只在彈琴讀書中消磨時間。雖然生活窮苦，卻也怡然自得。此話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說過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顏延之的《陶徵士誄》也說他“弱不好弄，長實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為作者在《雜詩》之五中說過“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這樣的話，可見他本來曾經有過大濟天下蒼生的宏偉抱負。作者之隱居躬耕，除了個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污濁而黑暗的現實之所迫。一個人對往日美好事物的追憶，常常就是對現實處境不滿的一種曲折反映。作者這里開宗明義，強調自己年青時寄身事外、委懷琴書的生活，實際就表達了他對當時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譴責，對即將到來的周旋磬折、案牘勞形的仕宦生涯的厭惡。

雖然作者厭惡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隨運順化的態度來對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種命運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無須與命運抗爭，盡可以安心從政，把它當作人生長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時來茍冥會，宛轡憩通衙”等四句對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這樣的解釋。但是，通衢大道畢竟不能久停車馬，因此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與園田的分別也就只能是暫時的。作者正是抱著這樣的態度和打算，坦然應征出仕了。

從“眇眇孤舟逝”至“臨水愧游魚”八句為第三段，敘作者旅途所感。抱著隨順自然，不與時忤的宗旨和暫仕即歸的打算登上小舟，從悠閑、寧靜、和平的山村駛向充滿了險惡風波的仕途，剛出發心情也許還比較平靜，但隨著行程漸遠，歸思也就漸濃。行至曲阿，計程已千里有余，這時詩人的思歸之情達到了極點。初出發時的豁達態度已為濃重的后悔情緒所替代。他甚至看見飛鳥、游魚亦心存愧怍，覺得它們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長河中游泳，自己卻有違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靈和行動都受到了無形的束縛。“目倦川途異”四句深刻地表達了詩人內心對此行的厭倦和自責情緒。

最后四句為第四段，敘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隨運順化，終返田園。這一段可看作全詩的總結。“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懷琴書，不與世事之想;“誰謂形跡拘”之“形跡”，就是如今為宦之形，出仕之跡。作者從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實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過隱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喪失，既然如此，按道家“養志者忘形”(《莊子·讓王》)的理論，那么形跡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無所謂。這與作者在《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中所說“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體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責，就是說明他已經覺得自己“心為形役”了，為什么還要說“誰謂形跡拘”呢?作者這里是安慰自己：我沒有為形跡所拘;是鼓勵自己：我不會為形跡所拘!從表面上看來理直氣壯的反詰，其實是作者為了求得心理平衡、為了從后悔情緒中掙脫出來而對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對處境的對策，后一句是作者對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順著自然的變化，隨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終肯定要返回田園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實思想和決心，也是全詩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則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據道家思想所制定的處世原則，在表面豁達的自我安慰中隱約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哀。這短短四句話所表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實是十分豐富，耐人尋味的。

這首詩層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內心感受和心理變化，既坦率，又細膩含蓄，確是作者精心結撰的佳作。這可算是此詩的一個重要特點。

陶詩的遣詞造句，常于平淡中見精采。粗讀一過，不見新奇;細細品味，則頗有深意。如“時來茍冥會”一句，寫作者在應征入仕這樣一種“時運”到來之際，既不趨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會。一個“會”字，十分傳神地表現了作者委運乘化，不喜不懼的道家人生態度。又如“目倦川途異”一句，一個“異”字便涵蓋了江南的山水之勝。從潯陽至曲阿，沿途既有長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飛峙江邊的匡廬，亦有婉蜒盤曲的鐘山，可謂美不勝收。然而面對如此美景，酷愛大自然的詩人卻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對景物之“目倦”，實際正反映了作者對出仕之“心倦”。“倦”、“異”二字，含義非常豐富。其他如“宛轡憩通衢”之“憩”字，“暫與園田疏”之“暫”字等，也都是傳神阿堵。

這首詩當作于晉安帝元興三年(404年)，陶淵明四十歲。元興二年(403年)十二月，楚王桓玄篡晉即皇帝位，改元永始。元興三年(404年)二月劉裕被眾臣推為盟主，率部于京口(今江蘇鎮江)起事。三月攻入建康，被推為使持節、八州軍事都督、徐州刺史。這期間，劉裕行鎮軍將軍(戰亂中，無詔書任命，這里的“行”是暫用的意思)。軍府設在京口。陶淵明當時為生活所迫，出任鎮軍將軍府的參軍，在赴京口上任行經曲阿(今江蘇丹陽)途中，他寫下了這首詩。

劉裕的起事在當時被視為義舉，陶淵明在《榮木》詩中也表露了建功的思想。這些促成了陶淵明應征的積極行動。然而桓玄本來也是有反昏庸專權的司馬道子起家，進而實行其陰謀野心的。劉裕也有很大的可能依樣畫葫蘆。陶淵明本以高節自勵，而此時又將卷入政治的漩渦。因此此詩是在他出仕與復歸的矛盾心理下創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