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褒禪山記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后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

于是余有嘆焉。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后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全文賞析】

該文寫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與他的兩位朋友和兩個胞弟同游褒禪山后所寫。這是一篇記述與議論相結合的散文，與一般游記不同，獨具特色。全文按照記敘和議論的層次，可分五段。

從篇首至“蓋音謬也”。記述褒禪山命名的由來。文章開頭緊扣題目，開門見山地先說明褒禪山又叫華山之后，接著追述之所以命名為褒禪山，是因為唐朝有一個名叫慧褒的和尚，一開始住在華山之下，死后又葬在華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禪。作者由遠及近，當追溯了褒禪山命名的由來之后，就把筆墨轉向眼前所見的慧空禪院上來。說明如今看到的慧空禪院，就是當年慧褒禪師居住的房舍和墳墓之所在。因為這畢竟是一篇游記，所以當寫到慧空禪院之后，便以它為基點，重點突出地來記敘褒禪山的名勝華山洞。“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這三句，說明華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來。接著又寫距華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況。“其文漫滅”一句，從字面上來看，是說由于年代久遠，字跡已經模糊不清。其實，也是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識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糾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誤讀為“華實”之“華”的錯誤。之所以要糾正今人讀音的錯誤，又旨在為下文發表感想和議論設下張本。

從“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至“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記敘游覽褒禪山后洞的情形。這段承接第1段華山洞的方位和命名，進一步分別就華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敘寫。前洞，“其下平曠，有泉側出”，雖有美景而不險絕，“而記游者甚眾”，不足以游，所以一筆帶過。而后洞與前洞相比，則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樣平坦廣闊，游人舉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處，需要花費氣力才能到達，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歡游覽的人，也不能窮盡它的盡頭。然而惟其險絕，才有奇觀。因而便引起了作者與同游者的極大興趣。于是他們拿著火把走了進去，走得越深，行進越艱難，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進的艱難與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來的人說：“不出去，火把就要燒光了。”這么一說，大家就隨著他一起走了出來。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卻深有感慨，慨嘆自己所到達的地方比起喜歡游覽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題字留念的人已經很少了。如果再往深處走，到達的人就更少了。這說明沒有大志而畏于艱險的人，是不能夠深入險境而窺視到異觀的。因而又回顧自己在洞里還沒有出來的時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繼續前進的，只是聽了倦怠者的話，隨著走出洞來，而不能極盡游覽之樂。目的不達，滿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見作者不畏艱險的積極進取精神。

從“于是余有嘆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寫未能深入華山后洞所產生的感想和體會。這段開頭“于是余有嘆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調，為展開議論作了帶有濃厚感情色彩的轉折。行文先從古人的行事說起，而后又回到游覽風物上來，加以發揮議論。就古人來說，他們觀察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都有所得，這是因為他們對事物觀察思索得深切，而沒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稱引古人，是為了借古鑒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須具有古人那種探索的精神。但事實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這種精神的。就以游覽風物來說，“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這種現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現。而天下的奇異雄偉、異乎尋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險遠之處，人們卻又很少能夠到達，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異觀了。那么怎樣才能看到奇景異觀呢?作者進而又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說。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這里強調了一個“志”字。只有胸懷大志，才有可能到達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隨隨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這里又強調了一個“力”字。這個“力”，是指氣力。如果氣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樣，也是不能到達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氣力，而又不輕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這里又強調了一個“物”字。這里所說的“物”，是指火把之類的借助之物。當游覽者走進昏暗之處的時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類的物來照亮前進的道路，也是不能到達理想境地的。總之，只有具備志、力與相助之物這三個條件，才能到達理想的境地。這是就正面來說。反過來說，氣力可以達到而又未能達到，這對別人來說是非常可笑的，對自己來說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盡了自己的志氣，也仍然達不到，也就沒有什么可悔恨的了。這樣，誰還能譏笑他呢?作者從正反兩方面把道理說得清清楚楚。這就是作者游覽華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體會。這個心得和體會，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觀意義卻遠遠超過了游覽，而可以用之于從事一切事情。

從“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寫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聯想。作者從仆碑上尚可辨識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誤讀為“華實”之“華”，從而聯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后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從山名的以訛傳訛，聯想到古籍的以訛傳訛，使作者觸目傷懷，慨嘆不已。因而又進一步提出“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對待傳聞要“深思”而“慎取”這個提法，也很精辟。它對學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鑒別其真偽，恢復其本來面目，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導意義的。

從“四人者”至篇末。記同游者姓名和寫作時間。

從以上五段簡略地敘述和分析里不難看出，本文雖以游記命題，但所寫重點卻不在于記游，而在于寫作者在游覽中的心得和體會，并著重寫了兩點：一是寫華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寫游覽華山后洞的經過。

寫華山山名的本末時，從今人對“花山”讀音之誤，聯想到對古籍的以訛傳訛，從而指出對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態度。這既是對當時學者的勸勉，同時也是作者自己治學態度的寫照。王安石在治學方面，就頗多創見，不為前人之見所束縛。比如他與門人一起修撰《詩》《書》《周禮》三書的經義和《老子注》等書的注疏，以代替漢儒以來的章句之學，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寫的詠史和懷古詩，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見。在《商鞅》詩里寫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賈生》詩里寫道：“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見解。這些見解，又都是為他打擊舊黨，推行變法革新服務的。因而也可以說他變法革新的理論和實踐，就正是他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結果。

寫游覽華山后洞的經過時，從“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而游者也隨之越來越少的情況，進而論述了“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險遠”，要想看到“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就必須有一個不畏艱險，一往直前的堅強意志，同時還要具備足夠的實力和可資憑借的外界條件。他這種力圖精進，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來在變法革新中所表現的不怕圍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這種積極進取精神，同他的變法革新，雖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然而卻也能給人以有益啟示和鼓舞。

本文的寫作技巧也是比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點不在記游，而在寫游覽中的心得體會，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組織安排上，是頗費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記游中，處處為寫心得體會搭橋鋪路，使記游與心得體會十分和諧自然地結合起來。

文章開頭“褒禪山亦謂之華山”一句，看來只是敘說褒禪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細加玩味，卻不尋常。它不僅為下文考究褒禪命名的由來起著開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關全局的“華山”二字突現出來。作者突現出“華山”，對全文的記游和議論是有著重要作用的。可以設想，倘若讀者不了解褒禪山就是“華山”，那么文章題為《游禪山褒記》，而下面所記的，也就是與“華山”不可分割的華山前洞、華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議。隨之游覽華山后洞，從而發表議論也將成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華山”突現出來，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對全文來說，起著先引和鋪墊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華山”而論“華山”，卻以考究褒禪山命名由來的方式來突現它，這就更顯得自然入妙了。從考究褒禪山命名的由來來看，文從字順，無懈可擊;從記游角度來看，又順理成章，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

該文是以記游為輔，以議論為主的特點，所以作者在記游中寫什么，不寫什么，以及怎樣寫，也是經過周密考慮，嚴加取舍的。文中所寫華山、慧空禪院、仆碑和華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寫重點，所以都一筆帶過。而它們的出現，又都是為寫華山后洞，特別是寫游華山后洞作鋪墊過渡的。詳其所詳，略其所略，對所寫重點游華山后洞，則刻意作了較為細致地記敘。作者先寫華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氣襲人，雖好游者不能窮;次寫入之愈深，進之愈難，見之愈奇;次寫怠而欲出者聲張出洞，同游者遂與之俱出;次寫入之愈深，記游者愈少;次寫既出之后，有人責備怠而欲出者;次寫作者悔恨隨怠者而出，不能極盡游覽之余，層層深入地寫出了游覽華山后洞的全過程。這之中有環境氣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動，有意志不堅強者的退縮，有責怨之辭，有悔恨之語。記游詳盡曲折，思想斗爭波瀾起伏，這就為下文抒寫心得體會，發表議論，作了自然而然地鋪墊過渡，使記游與議論緊密地融合起來。

再如作者寫仆道之碑，敘寫“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并從而考究今人讀音之謬，也是有意安排。它對下面針對后人對古籍以訛傳訛的現象發表議論，同樣起著鋪墊的作用，使之前呼后應，結為一體。總觀全文，記游為議論提供了條件，而議論則是記游的必然發展。為突出所寫重點，作者嚴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鋪墊過渡的寫作技巧，是值得借鑒的。正如《古文觀止》的編者所說:"一路俱是記游,按之卻俱是論學.古人詣力到時,頭頭是道.川上山梁,同一趣也."作者最后又感慨倒在路邊的碑，與篇首相呼應,結構嚴絲合縫，脈絡清晰。

【譯文】

褒禪山也稱為華山。唐代和尚慧褒當初在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為這個緣故，后人就稱此山為褒禪山。如今人們所說的慧空禪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離那禪院東邊五里，是人們所說的華山洞，因為它在華山南面而這樣命名。距離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剝蝕、損壞近乎磨滅，只有從勉強能認得出的地方還可以辨識出“花山”的字樣。如今將“華”讀為“華實”的“華”，是(因字同而產生的)讀音上的錯誤。

由此向下的那個山洞平坦而空闊，有一股山泉從旁邊涌出，在這里游覽、題記的人很多，(這就)叫做“前洞”。經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個洞穴，一派幽深的樣子，進去便(感到)寒氣逼人，打問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歡游險的人也未能走到盡頭——這是人們所說的“后洞”。我與四個人打著火把走進去，進去越深，前進越困難，而所見到的景象越奇妙。有個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說：“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滅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來。我們走進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歡游險的人來，大概還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來此而題記的人已經很少了。洞內更深的地方，大概來到的游人就更少了。當決定從洞內退出時，我的體力還足夠前進，火把還能夠繼續照明。我們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張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來，而未能極盡游洞的樂趣。

對于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觀察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所得益，是因為他們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廣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來游覽的人便多;危險而又遠的地方，前來游覽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偉、珍異奇特、非同尋常的景觀，常常在那險阻、僻遠，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達的。(雖然)有了志氣，也不盲從別人而停止，但是體力不足的，也不能到達。有了志氣與體力，也不盲從別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卻沒有必要的物件來支持，也不能到達。可是，力量足以達到目的(而未能達到)，在別人(看來)是可以譏笑的，在自己來說也是有所悔恨的;盡了自己的主觀努力而未能達到，便可以無所悔恨，這難道誰還能譏笑嗎?這就是我這次游山的收獲。

我對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嘆古代刻寫的文獻未能存留，后世訛傳而無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說得完呢?這就是學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謹慎地援用資料的緣故。

同游的四個人是：廬陵人蕭君圭，字君玉;長樂人王回，字深甫;我的弟弟王安國，字平甫;王安上，字純甫。至和元年七月，臨川人王安石記。

【寫作背景】

本文是王安石34歲時(1054年)從舒州通判任上辭職，在回家的路上游覽了褒禪山，三個月后以追憶的形式寫下的。四年后(1058年)他給宋仁宗上萬言書，主張改革政治。12年后(1070年)罷相。他不顧保守派反對，積極推行新法。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這與本文的觀點也有相似的地方。

【作者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漢族，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進士及第。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寧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寧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寧。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今江蘇南京)，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哲學上，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充分發揮了古文的實際功用;短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豐神遠韻的風格在北宋詩壇自成一家，世稱 “王荊公體”。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