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春秋戰國 孟子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賞析

中心論點即篇首兩句。孟子提出三個概念：天時、地利、人和，并將這三者加以比較，層層推進。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論點用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較組成。用兩個“不如”強調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時反映孟子所說的“仁政”。三者之間的比較，實質上是重在前者與后者的比較，強調指出各種客觀及諸多因素在戰爭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觀條件及“人和”的因素，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較中立論，給人的印象極其深刻。句式相同，語氣十分肯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

第二段，論證“天時地利人和”。以設置占天時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為例，比較“天時”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說明城小而難守;“環而攻之”說明攻城者攻勢強大，占有戰斗的主動權;“而不勝”說明攻方失敗。戰斗會以弱者勝、強者敗告終，作者認為攻防之所以敢大軍壓境，是因為在“天時”上占了優勢，但守方可憑借“地利”進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軍心渙散，必然失敗。這樣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天時不如地利”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第三段，論證“地利不如人和”。以擁有良好的地理條件而終不能守為例，比較“地利”與“人和”的輕重。“城高”、“池深”、“兵革堅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優越的“地利”條件，本可以取得戰爭的最后勝利。但結果卻“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內部不“和”，有好條件也發揮不了作用，反被雖無“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戰勝，這就有力地說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論證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這一觀點。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將論點的范圍由戰爭推及到治國，從而全面體現孟子的政治主張，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義。其次，“得道”實際上也可理解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歸順，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潰。因而，最后一段絕非多余的閑筆。

文章脈絡清晰，結構嚴謹，氣勢通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解析

我們通常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句話來表示：合乎正義者就能得到多方面的支持與幫助，違背正義的就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在這里，我們把“道”理解為“正義”。那么，什么叫“正義”?《現代漢語詞典》中說：“正義”是指“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這是富于現代氣息的理解，然而是和它最初的含義一脈相承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個著名論斷。《孟子·公孫丑下》中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這里的“畔”字通“叛”，是背叛、反對的意思。這段話是說，對得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多;對失道的人，幫助他的人就少。幫助的人少到極點時，就連親戚都會反對他;幫助的人多到極點時，全天下的人都會順從他。拿全天下都順從的力量，來攻打連親戚都反對的人，要么不戰，一戰必勝。

孟子在這里說的“得道”和“失道”的人，都不是指普通的個人，而是指一國之君。一國之君既是戰爭的總指揮，也是政治上的領袖。孟子通過論述戰爭勝負的問題，引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觀點，然而在孟子看來，“民心向背”對于戰爭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對于政治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說，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謂的“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擁護和幫助。所謂的“得天下”，是指通過施行仁政來“王天下”，而不是單靠武力來爭奪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悅誠服，自動來歸附;而以力服人，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來，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為仁政，是“得其心”之政。

那么，如何“得其心”，即如何行仁政呢?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保民，就是關愛和保護人民，它要求君主做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們聚積起來，人民所厭惡的，不要強加給他們。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當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認為，這是行仁政的根本著眼點。做到了這一點，然后民心歸服、天下歸服，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戰必勝矣”的主要原因：“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整體把握

這篇短文一開頭就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一觀點，指明“人和”是克敵制勝的首要條件。“人和”，就是下文說的“多助”和“天下順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擁護，這反映了孟子“民貴君輕”的政治思想。宋朱熹對這一章的注釋是：“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焦循的注釋是：“民和為貴，貴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可見這一章不是論戰爭，而是講民心向背的，是借戰爭論述實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層推進，短文先分別就天時與地利、地利與人和做比較，指出天時、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結論，完成本文的論證。

這一章開頭即提出中心論點，并用概括性很強的戰例加以證明，然后從理論上進行論證，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論斷，闡明了“人和”的實質。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戰必勝矣”作結，突出地說明了“人和”是決定戰爭勝負最主要的條件。

本文語句整齊、流暢，一氣貫注，很有說服力。比如在論證地利不如人和時，作者先用四個并列的雙重否定句，充分鋪張防守一方所具備的“地利”方面的有利條件，然后陡然一轉，說出失敗的結局，使得“地利不如人和”的結論有了很強的說服力。又如在闡述他的“得道者多助”時，作者也是先用了三個否定的排比句，順理成章地推導出結論;然后又把“多助”和“寡助”進行對比，自然導出“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作者簡介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 ，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戰國時期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荀子之前的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思想，被韓愈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的人物，元朝追封為“亞圣”。孟子的言論著作收錄于《孟子》一書。其中《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人之于國也》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等篇編入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