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革幾)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纟襄)兮，又申之以攬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茍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離騷》作者介紹

屈原，戰國末期楚國詩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出身楚國貴族。初輔佐懷王，做過左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后遭讒害而去職。頃襄王時被放逐，長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國的政治更加腐敗，郢都也為秦兵攻破，他既無力挽救楚國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無法實現，遂投汨羅江而亡。劉向輯《楚辭》收錄其作品二十余篇，主要有《離騷》《九章》《天問》《九歌》等。

《離騷》語言特征

參差不齊的句子形式

《離騷》吸取楚地民歌的語言特點，打破了《詩經》的四言句式，把句式加長，擴大了詩歌的容量。屈原不僅采用靈活變化的民歌句法，又在此基礎上吸收了戰國時散文的句法，在作品中使用了“路漫漫”、“長太息”等，從而創造了一種節奏分明而參差錯落的雜言句式。《離騷》中出現了不少“言對”，即工巧的對偶：“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還出現了一些“事對”，就是上下句所用的典故相對：“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但是這類句子在屈原作品中僅占少數，參差錯落的句子占著絕對的優勢。從節奏效果看，《詩經》傾向于整齊勻稱，屈原的作品傾向于參差錯落。一般來說，《詩經》中的詩以四字句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節奏;《離騷》的典型句是五、六字句，句中常常是三三或三二節奏。“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七言浮靡，文繁而調易雜”。《離騷》既非四言，也非七言，而是句式靈活多變的自由體，“折繁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語言節奏自有獨到的妙處。交叉使用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九字句，通過字數的增加與減少，有意造成跌宕起伏的語言節奏，形成《離騷》特殊的語言節奏美。

錯落變化的句子結構

《離騷》與《詩經》的區別在于，當上下兩句有可能形成對偶的時候，《離騷》有意識地變換詞語的結構形式，使之具有錯落之美，如“駕八龍之蜿蜿兮，載云旗之委蛇”、“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蜿蜿”與“委蛇”是疊音詞與連綿詞相對，“掩涕”與“浪浪”是詞組與疊音詞相對，對應的詞語或詞組結構發生變化，是為了使語言形式發生變化，從而形成詩歌語言的節奏變化。《離騷》“乎”和“于”的用法，很能說明屈原有意追求錯落的特點。“《離騷》語法，凡二句中連用介詞‘于’‘乎’時，必上句用‘于’，下句用‘乎’，‘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胥其例也。”

《離騷》大量使用雙音實義二字結構，大量使用連綿詞：耿介、謇謇、冉冉、郁邑、岌岌、菲菲、歔欷、逍遙、相羊、周流、啾啾，等等。雙聲、疊韻、重言，錯雜相間，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節奏感和音調美。

“兮”字的普遍使用

“兮”字在屈原的作品中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離騷》中即普遍使用。“兮”字并非《楚辭》所獨有，在北方文學中也較早地、大量地使用，“十五國風”中除《秦風》外，十四國風中都有“兮”字出現，而且多達236次。《詩經》中的“兮”字一般是用在句末，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兮”字的典型句式;還有用在句中的句子，如“寬兮綽兮”、“伯兮朅兮”，但是這樣的用法相對來說只占少數。到屈原的作品，“兮”字用得更為廣泛，而且有比較嚴格的規律性，用“兮”雖然不是屈原作品的特長，但是用得奇特、富有創造性并因此成為屈原作品語言形式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屈原劃時代的創造。從《離騷》來看，兩句用一“兮”字，用在奇句末尾，這種用法對調整詩歌節奏起著很大作用。“兮”本來是個語助詞，許慎說：“兮，語所稽也”，段玉裁說：“語于此而少駐也，此與‘哉，言之間也’相似”。從屈原作品使用的情況看，“兮”都是語氣助詞，如果譯成現代漢語，相當于語氣詞“呵”。郭沫若、聞一多認為“呵”是“兮”字的本音。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凡今本《老子》的“兮”都寫作“呵”，證明郭、聞二位先生的推斷是有根據的。如此“兮”字的作用主要是強化情感、延長音節、調整節奏，增強詩歌語言的音樂美。

《離騷》藝術特色

深深植根于現實盼積極浪漫主義

中國文學觀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這兩種創作方法源遠流長，現實主義導源于《詩經》，浪漫主義導源于《楚辭》。《離騷》的浪漫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強烈的浪漫主義精神。《離騷》展現了作者愛國主義的崇高理想和為實現這種理想而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他殷切希望楚國能實行修明法度、舉賢授能的“美政”，再現堯舜禹湯文武和三后那樣的自己心目中的盛世，所以他極力贊頌道：“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他為了理想，堅持不懈，上下求索，九死未悔。第二是大量的浪漫主義手法。作者插上幻想的翅膀，盡情馳騁，這在詩的第二、三兩大段里有充分的表現。如上款帝閽一節，詩人幻想在太空中翱翔，早晨從南方的蒼梧山出發，傍晚便到了西北昆侖山上的懸圃。他在太陽洗澡的咸池給馬喂水，在太陽升起的扶桑樹下總轡啟行。月神、風神、雷師、鳳鳥、飄風、云霓一大群神物前呼后擁。神游西天一節，寫他駕飛龍、鳴玉鸞，從天津啟程，取道昆侖，渡赤水，過流沙，經不周，到西海。想象豐富奇特，境界恍惚迷離，場面宏偉壯麗。

比興手法的運用

《離騷》繼承并發展了《詩經》的比興傳統。其具體表現為：在廣度上，它較多地應用比喻，構成龐大的比興系統;在深度上，較之《詩經》更為注意比興中“此物”與“彼物”的內在聯系，用作比喻的事物與全篇所表達的內容統一，富有象征性。如詩中用“美人”喻指楚懷王，用“眾芳”喻指群賢，用“椒、桂、蕙、茝”四種植物喻群賢，用香草“荃”喻楚懷王等等，把比興與表現的內容合而為一，使詩中的意名勝具有了象征意義。

對比手法的運用

屈原在其詩篇中，以遠古的堯、舜賢君的“耿介”、“既遵道而得路”與桀、紂暴君的“猖披”、“夫唯捷徑以窘步”相對照，用以勸諫楚王要走正確的治國之路。又以“恐年歲之不吾與”和“惟夫黨人之偷樂兮”相對照，使自己的熱心為國與小人的茍且偷安形成鮮明對比。

抒情中有故事情節的敘述。

抒情詩一般沒有故事情節。《離騷》是一首長篇政治抒情詩，抒發其忠而被疏的憤懣之情。但是詩中的前一部分里敘述了自己的家世、出生和被疏的事實，后兩部分里更虛構了女嬃詈原、陳辭于舜，上款帝閽、歷訪神妃，靈氛占卜、巫咸降神、神游西天等一系列幻境，使這首抒情詩具有了故事情節的成分。看來似乎山窮水盡，眨眼又是一番新的景象，波瀾起伏，百轉千回，從而把敘事詩和抒情詩融為一爐。

《離騷》創作背景

關于《離騷》的創作年代，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說：“屈原放逐，著《離騷》。”據此則當作于屈原放逐之后。今人對此說法不一，有說作于楚懷王時屈原被疏遠以后，還是作于楚頃襄王時屈原被流放以后，有說作于懷王末頃襄王初，有說始作于懷王時而成于頃襄王初，迄無定論。

關于《離騷》的創作緣由，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楚國的政治現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憤以抒情”而創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