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有悠久的歷史。下面請欣賞小編帶來的余秋雨的《西湖夢》。

　　《西湖夢》原文：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后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著一幅西湖游覽圖，與現今常見的游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于是日日逼視，竟爛熟于心。年長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游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于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于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于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系，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游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并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里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于是，剛剛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于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二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于它是極復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里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這里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于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后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莼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于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游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閑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于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郁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吊也可休息的亭臺。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三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筑堤，終于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筑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于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于蘇堤。也沒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后人的感慨來強加于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松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里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盡管美麗，也就是這么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隱居孤山二十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雙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于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窯，盡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于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畫簽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