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雜文》是魯迅先生的一本雜文集。下面是小編網絡整理的且介亭雜文精選以供大家閱讀。

　　且介亭雜文精選：臉譜臆測

　　對于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征主義，或中國戲里有無象征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異’，金表‘神靈’之類，實與西洋的白表‘純潔清凈’，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并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征”，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只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于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面的，這假面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面和現在的打臉的關系，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系，那么，“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類，卻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面”不同，并非從氣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于中，必形于外”，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壞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種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聽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體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云長的“面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面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種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于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極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優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么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臺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6〕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么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畫化，甚而至于到得后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離得很遠，好像象征手法了。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臺的構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種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種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且介亭雜文精選：連環圖畫瑣談

　　“連環圖畫”的擁護者，看現在的議論，是“啟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圖右史”，現在只剩下一句話，看不見真相了，宋元小說，有的是每頁上圖下說，卻至今還有存留，就是所謂“出相”;明清以來，有卷頭只畫書中人物的，稱為“繡像”。有畫每回故事的，稱為“全圖”。那目的，大概是在誘引未讀者的購讀，增加閱讀者的興趣和理解。

　　但民間另有一種《智燈難字》或《日用雜字》，是一字一像，兩相對照，雖可看圖，主意卻在幫助識字的東西，略加變通，便是現在的《看圖識字》。文字較多的是《圣諭像解》，《二十四孝圖》等，都是借圖畫以啟蒙，又因中國文字太難，只得用圖畫來濟文字之窮的產物。

　　“連環圖畫”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燈難字》的功效的，倘要啟蒙，實在也是一種利器。

　　但要啟蒙，即必須能懂。懂的標準，當然不能俯就低能兒或白癡，但應該著眼于一般的大眾，譬如罷，中國畫是一向沒有陰影的，我所遇見的農民，十之九不贊成西洋畫及照相，他們說：人臉那有兩邊顏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畫，是觀者作為站在一定之處的，但中國的觀者，卻向不站在定點上，所以他說的話也是真實。那么，作“連環圖畫”而沒有陰影，我以為是可以的;人物旁邊寫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夢從人頭上放出一道毫光來，也無所不可。觀者懂得了內容之后，他就會自己刪去幫助理解的記號。這也不能謂之失真，因為觀者既經會得了內容，便是有了藝術上的真，倘必如實物之真，則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沒有和地球一樣大小的紙張，地球便無法繪畫。

　　艾思奇先生說：“若能夠觸到大眾真正的切身問題，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這話也并不錯。不過要商量的是怎樣才能夠觸到，觸到之法，“懂”是最要緊的，而且能懂的圖畫，也可以仍然是藝術。

　　五月九日。

　　且介亭雜文精選：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一

　　當國民黨對于共產黨從合作改為剿滅之后，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劃。但我以為這說的并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愿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后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于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著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于并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里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后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于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于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干凈。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著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只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于優待的。而且也并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

　　二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為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后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于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于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于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并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斗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斗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于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為對于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愿，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準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于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么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于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于對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于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并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涂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里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后，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Gorky)，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綏拉斐摩維支(Serafimovich)，辛克萊(Upton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Maeterlinck)，梭羅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志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采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采用了，雖然并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志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涂，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涂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于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準談階級斗爭，卻并不說世界上并無階級斗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斗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準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志，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準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Friche)，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里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涂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且介亭雜文精選：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系么?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并不對。這樣的少數，并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于并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卻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得。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么關系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并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圉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里不多說。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九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