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 的藝術美
《邊城》是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大陸文學家沈從文的代表作,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邊城 的藝術美,以供大家閱讀。
邊城 的藝術美:靈活的色彩美
一幅優美的風景畫,除了它的精巧構圖外,色彩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印象派大師尚有句名言:“色彩是生物學的,我想說,只有它,使萬物生氣勃勃。”[1]沈從文在描繪湘西地區的風光時,就十分注重色彩的調整,以他那生花的秒筆,采擷了豐繁的色彩詞,把故事發生的自然環境逼真地呈現于讀者的眼前:
白河下游到辰州與沅水匯流處,便略顯渾濁,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則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見底。深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全浮在空氣里。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常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淚,近水人家多在桃花杏花里,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有人家,凡有人家處必有沽酒,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褲,可以作為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房屋在懸崖上的,濱水的,無不朗然入目,黃的泥墻,烏黑的瓦,位置永遠那么妥貼,且與四周環境極其調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實在非常愉快。[2]在這幅清麗的自然的風景畫面上,作者僅淡淡的幾筆便涂上了一層清澈明浄的水的色彩。色彩理論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色彩是有生氣的,是屬于感情方面的,它可以表達寄托作者的感情,不同的色彩可以引起不同的心理反應。凡是有特色的作家都有他自己喜歡的色調。沈從文曾說:“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傾向不可分。”正因如此,他的作品飽蘸濃烈的感情色彩,把湘西的山山水水描畫的如水明麗、如水清澈、如水柔美。山間的河水映襯兩岸高山上常年“深翠”的細竹,給人創造了一種優美、清新、恬淡、寧靜的自然環境。為了力避畫面單調呆板又著上不同的季節的變化色彩,春天那充滿無限生機的嬌艷的“桃杏花”,夏日那散發著湘西人生活氣息的“紫花布衣褲”秋冬時點綴上“黃墻”“黑瓦”的農舍,組成了一組山鄉色彩的彌漫著湘西人生活情趣的風俗畫卷。
沈從文作品的字里行間處處浸潤著水的晶瑩碧透的色澤。以水為背景,巧妙而自然地涂上青翠的綠色。水與綠色映照給人充滿生機盎然的新鮮感覺,這樣使整個畫面形成了一種清雅、柔和的格調,烘托出生活在山麓水濱的湘西土家人那種淳樸善良的性格特征,流露出作者對他們所寄予的深深的情愛。文學作品的語言要求自然精煉,反對陳詞濫調。沈從文在描繪自然景色時,用筆平淡自然,猶如信手拈來,毫無斧鑿雕琢之痕,如“浮”這個極普通的動詞,繪出了水中游魚怡然自得的神態,以顯出江水之清澈明麗。又以“逼”字把周圍靜態的翠竹寫得栩栩如生,渲染了細竹那婆娑姿態,濃烈的色彩,呈現出山鄉水濱的無限生機,富有天然之趣,給人以深切的感受。”
邊城 的藝術美:新穎靈活的變異美
《邊城》在詞語運用上,力求質樸自然的同時又極富于靈活多變。語言風格是作家在創作作品時個人采取的組織語言的手法,就是作家所特有和慣用的選詞造句的方法,而選詞造句方法則要根據思想內容的本身的要求。別林斯基說:“風格是形式和內容的靈活的有機的互相適合,用思想實質本身所要求的那個語句來表達思想上的技巧。”[4]沈從文在《邊城》里所描繪的湘西人民風土人情使用的那些活語言,都是從湘西人民生活的肥田沃土中攫取出來的,一言一語都浸透著湘西的地域色彩。作品中無論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對話,還是敘述,以至于對清新自然的景物描寫,處處都呈現出新穎靈活的變異美。
變異是對常規而言,從審美的觀點來看,凡是新的不平常的東西都在人們的想象中引起一種樂趣,因為這種東西可以使心靈感到一種愉快的驚奇,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給人一種新鮮感,產生一種迷人的魅力。詞語的移用是語言變異的形式之一,為了給人造成一種奇特的感染力,故意讓本來不具有某種用法的詞語,在特殊的語境里臨時改變它們原有的詞性或用法,這種詞語變異的手段可以產生出超乎尋常的獨特含義,收到特殊的修辭效果。
詞語移用的形式之一是改變詞性,從語法上講,一個詞,一般都有它所屬詞類的語法特點,有的詞經常兼有兩類以上的特點,稱為兼類詞。沈從文在修辭上,常常根據特定條件的需要,臨時改變某個詞的詞性。例如“是翠翠玩心與愛心相戰爭的結果”,“戰爭”為名詞移用作動詞。以顯露出翠翠內心那種極為矛盾而復雜的心情,“三個節日過去三五十年前如何興奮了這地方人”,“興奮”屬于形容詞臨時移用為動詞,以強調節日給邊地人民帶來的歡樂與幸福。
詞語移用的另一種形式是臨時改變詞語的搭配關系。一般地說,不同的詞語之間有其不同的搭配關系,有時為了表情達意的需要,臨時改變某個詞原有的搭配關系,把描寫甲事物的詞語移到描寫乙事物上,使得情景交融,物我一體,給人造成一種新鮮別致、形象含蓄的美感。例“無人過渡時,等著祖父,祖父又不來,便盡只反復溫習這些女孩的神氣”,“溫習”這個動詞,一般常與學過的知識技能等具體事物的名詞搭配,如“溫習功課”作者在此故意改變了它們的搭配關系,使抽象的無形的“神氣”變得具體化、形象化,翠翠內心那種復雜的思想活動反復疊現歷歷在目,增強了形象性。“也同時為一些很神秘的東西弛騁,她那顆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卻甜甜的睡眠”,這是臨時改變了詞語所使用的環境,“弛騁”卻用在“小小的心”上,大詞小用,目的在于突出少女剛剛萌動的初戀對自己產生的巨大的刺激,從而增強了新鮮感和幽默感。“甜甜”本來是人的味覺感受,而“睡眠”又是人的生理需要,無所謂甜和苦,本不能與表味覺的詞語搭配,而作者卻有意的將“甜甜”移到睡眠一詞上,是名詞動用,使靜態的、抽象的概念變得生動化、形象化。“翠翠的心被吹軟了”,“吹”是動詞,一般常與具體的有形態的概念相結合,如“吹笛子”、“吹火”等等,這里臨時改變了“吹”的搭配,關系,“把心吹柔軟了”了,更形象地描繪了老船夫所吹的曲子對孫女翠翠內心產生的極大感染力。“祖父眼中也已釀了一汪眼淚”,這里的“釀”是個動詞,專指利用發酵作用制造東西的一種過程,如“釀酒、釀蜜、釀醋”等,這里“釀了一汪眼淚”,使老人說話時那種極度痛苦而復雜的心理活動過程自然的流露出來。“裝成狡猾得神氣笑著”,“狡猾”是帶有貶義的形容詞,這里根據表達的需要,“裝成狡猾”就含有褒義色彩了,它惟肖惟妙地刻畫出老船夫那種不可言狀的狡黠的樣子和掩飾的內心喜悅神態。
沈從文語言風格的美還體現在用詞語造句上,即用精煉,句式較短。僅對沈從文“的”字的使用作一下分析,就可見一斑了。“的”在白話文里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虛詞。但在沈從文的作品里,“的”字的使用頻率極大的低于一般水平。正因為這一點使作品風格古樸。例“這時節他們正過一條小溪,兩岸極高。上一條舊木橋,行人走過時便軋軋作響。傍晚山腰老樹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15]這樣的描寫沒有一個“的”字的情況,在沈從文《邊城》中是經常可見的,這些句子短峭簡潔,節奏明快,富有單純的美。這種語言風格,與作家的小說題材是十分相稱的。這就給作品中那蒙茸、原始的自然美,穿上了少修飾的樸實的語言外衣,使鄉土氣息鮮明的顯露出來。在敘述方式上,沈從文也吸取著民間故事和歌謠的長處。從詞匯、語法以至語氣,一句敘一句,一句連一句,有如流水式的順暢。娓娓敘來,不繞彎子,畫龍點睛,突出重點,簡明而得其要,經濟又動人。這是沈從文所特有和慣用的選詞造句的手法,是顯著的“沈從文體”小說。
邊城 的藝術美:富于地域色彩美感的辭格
“文學是籍語言文學作雕塑描寫的藝術”,[6]文學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是否鮮明,是否新穎,就決定于作家對各種語言表達手段的運用。從藝術審美的角度來看,新穎是文學作品的一個基本要求,構成“新”的因素,除了情節的變化性和表現的獨創性外,就是塑造人物形象時運用語言表達手段的特殊性。沈從文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條件之一,就是他恰當的調用了語言藝術的各種手段。
沈從文小說比喻藝術獨樹一幟,是一種凝眸遠景的另類表達方式,喜用農村常見的植物形容筆下的人物,又善用民間言語表達思想感情,其比喻已擺脫自然主義的簡單描摹,達到了高度的審美境界。沈從文恰當的在《邊城》中運用了這一修辭手段。他對生命這一問題有過多次論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筆下的湘西人民身上,他們在生命這個舞臺上,總是表現出一種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沈從文以山村田野的“陽光動物”和“陽光植物”為喻,描繪他筆下所鐘愛的人物形象?!哆叧恰分械拇浯洹?,是大自然的兒女,代表著湘西人生姿態。他們無不帶點野味和自然氣息,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
比喻是最古老又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辭格,在最古老的詩集《詩經》中就有無數先例。比喻修辭因其歷史而溶入鮮明的文化內涵。在本文中討論的比喻藝術內涵,不僅僅是語法意義上的,而是更深的指向作品的文化環境和作者審美情趣及審美理想。比喻是一種技巧,一個手段,它所凝聚的作家的某些主觀因素往往大于其本身所指,從而具有某種象征意味,同時比喻又是作家想象力高低的一個標志。沈從文是個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屈楚巫神的浪漫精神,沈從文無疑得以遺傳與繼承。他曾對此充滿自信并直言不諱地說:“這鄉下人反因從小飄江湖,各種奔路,挨餓,受寒,身體發育受了障礙,另外卻發育了想象。”沈從文筆下的動植物形象更多是一種社會性的投影。這些動物有兇猛的野獸:虎、獅、豹之類;有美麗的飛禽:鶴、鴨、錦雞;還有家常的豬、牛、羊、馬及水生動物螞蝗、魚、海豹之類,這些動物無一不表現出來一種堅實自足的個體生命,與人類有某些相似的性格,比如勇敢、頑強,具有一種自然自在的美?!哆叧恰分腥宋镄蜗竽挥∩狭四承﹦游镄愿竦奶攸c,表現出一種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律動。例如“有遇見生人作小鹿般逃入深山的淳樸姑娘翠翠”。沈從文喻人除愛用動物作比喻外,另一顯著特點就是喜用農村常見的植物喻人。讓讀者隨時追隨其筆下的主人公走進山鄉田野。這些植物有:桃子、蔥、筍子、竹子、大樹。如他懵懵懂懂地過日子,從小失去雙親疼愛、關懷,居然也長大成人了,而隨時于身邊篁竹相襯托的翠翠在風日里也漸漸長大了。(《邊城》)翠翠的生命如翠竹般單純及憂郁。這些鄉下的動植物的生存狀態,本身就是一種自然的生命狀態,逢歷史而生,隨歲月而滅。二十世紀之初湘西社會經濟落后,地方仍十分閉塞,閉塞的現實環境讓外部的風很少吹進來,鄉下人以質樸、簡單的存活原則而活著、自生自滅。《邊城》中老船夫時而發出嘆息既代表生命的艱辛,更是生命的無奈與認同。從這些人格化的動植物身上,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對湘西下層人民所持的愿望肯定和贊美。沈從文雖不言苦,而讀者也從筆下人物自在生存狀態中,感知“枯桑知天下寒”的境遇及生活的悲苦與憂郁,陽光般的動植物代表他們韌的一面美的一面,也是沈從文重塑民族品格的基礎。
沈從文常用農民的比喻表達鄉下人的思想和說法。如《邊城》中寫湘西地區男女求愛方式叫“出車”,管媒人說親叫“跳馬”,是用象棋的比喻。在《邊城》這部小說中,俗語、比喻、手法運用之多,續接之妙,令人嘆為觀止。儺送二佬與翠翠第一次在河邊邂逅,翠翠誤會了二佬,她一語雙關的借狗罵人:“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意即“那輕薄男子還不值得叫。”但男子聽去卻是另一番好意,男的以為她要狗莫向好人亂叫,于是他放肆的笑了,走了。二佬的伙計也笑著對翠翠說:“你那只狗不識呂洞賓。”從此以后,翠翠的心事多了,經常無故發呆,凝望天空。爺爺若問,她又巧妙的避開話題說:“在看水鴨子打架”。此為當地俗語,意思是什么也不想。欲蓋彌彰的掩飾,卻是愛情悄悄地到來的必然心理。哪知大佬先與爺爺攤牌,后捷足先登,表示他要的是“又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走的好”,既是會唱歌的情人,又是會操持家務的媳婦。而二佬也不是個俗物,被當地人稱為“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錦雞”。出類拔萃,是舞臺上的美男子岳云,和翠翠一見鐘情。毫不知情的老船夫按當地規矩提醒大佬“車是車路,馬是馬路,各有走法”,意思是要么走車路,由家長出面提點心正式提親;要么走馬路,以唱歌形式,唱三年六個月歌來贏得姑娘的心。當說親人走后,老船夫也有心思,想到自己像日頭一樣快落下去了,翠翠也得找個可靠的婆家,自己才能放心的離去。正如“每一只船總要有個碼頭,每一只雀兒得有個巢。”然而好事多磨,兩兄弟愛上的竟是同一個翠翠;在兄弟倆看來是可以理解的,但“老的口上含李子,說不明白”,因翠翠未表態,老人也未給大佬肯定答復。兄弟倆既不愿采取古老的流血決斗的方式,也不愿紳士般虛偽地拱手相讓愛情,最后決定采取公平競爭的方法輪流為翠翠唱一夜山歌,翠翠答應誰,誰就擁有翠翠。天生不是竹雀的大佬仍表現出對愛情的一片赤子之情,“自己不是竹雀,還請老弟做雀,樹林里的貓頭鷹,聲音不動聽,要老婆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請別人幫忙。”初生牛犢的黃花女唱一夜歌時,翠翠卻做著摘虎耳草的好夢去了。虎耳草就像刺玫瑰一樣,此處既象征愛情又暗示危險。但“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聽。”二佬唱了一夜卻未得到翠翠回答半句,誤會了她,不再理解翠翠。大佬失戀后架船下辰州又被水淹死了,二佬父子固執地認為此事與老而好事的船夫有關。在“渡船”與“碾房”競爭中,老人不堪重荷在雷雨之夜猝然死去,作為老人人世象征的白塔也隨之倒塌。,翠翠還在溪邊凄苦的等待,二佬他:“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就回來!”
好的比喻,可以啟發讀者豐富的聯想,給人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往往使人精神為之一振。它具有一種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新起來,復雜的道理突然簡潔明了起來,而且形象生動,耐人尋味。例如:
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的黑黑的,觸目為清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的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8]
這里以“水晶”比喻翠翠那清澈明凈的眼睛,以“小獸物”和山上的“黃鹿”來比喻翠翠那天真活潑、樂觀善良的性格特征,把她的善良的樂觀的性格描述的淋漓盡致,對翠翠的喜愛之情溢于言表。
《邊城》中采用了各種各樣的修辭手段來刻畫人物,描繪環境,抒發情感,其中最突出的是具有鮮明地方色彩的排比運用。例如“火是各處可燒的,不是各處可流的,日月是各處可照的,愛情是各處可到的。”這段話是由四個主謂句組成的自由式排比,突出了邊地人民的風俗民情的質樸和愛情生活的自由。“她喜歡看撲粉滿臉的新嫁娘,喜歡說到關于新嫁娘的故事,喜歡把野花戴到頭上去,還喜歡聽人唱歌。”這是以四個述賓詞組構成的自由式排比,表露了翠翠內心萌生的初戀,以強烈的節奏與和諧的聲律,抒發了深厚而濃烈的感情,語言氣勢暢達,有一瀉千里之勢。在這些構成排比的整齊的句式或詞語中,都離不開“水”,離不開“歌”突出了邊地水濱人民能歌善舞的淳樸風情。
由此可見,沈從文先生運用比喻、排比等辭格時一方面特別注意突出地域色彩,選用的詞語及喻體都是湘西人民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事物,給人以親切感和新鮮感。另一方面特別注意感情色彩。從比喻和排比中,作者為我們留下了極為深刻而具體的印象,對淳樸、憨厚、親切善良的湘西人民傾注的無限情愫,無時無刻不在感染著讀者,使他們的音容笑貌、喜怒哀樂無不歷歷在目。《邊城》基本上用民間的俗語、俚語為喻,暗示故事情節的發展,所引與故事內容天衣無縫得融合,濃濃的抒情色彩洋溢在字里行間,這也是顯著的“沈從文體小說”。實踐證明,對民間語言恰如其分的運用,確實能形成作品獨特的民族特色和鮮明的個人風格。沈從文通過對其小說中比喻藝術別出心裁的選擇和處理,使其小說又洋溢著濃郁的生命之力,陽剛之氣和含蓄之美。同時映射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追求,使小說達到了高度的審美境界。
《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佳作,作者以他那浸透情感的筆墨,酣暢淋漓地展現了湘西茶峒人的喜怒哀樂,抒發了湘西的風土人情所寄予的無限眷戀與摯愛,描繪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清新淡遠、古樸自然的風俗畫。整個作品是一座語言藝術的寶庫,無論是對詞語的錘煉,還是對每一句式的選擇,對任何一個辭格的運用都是別具匠心的。沈從文語言藝術無論是生動風趣的人物對話,還是敘述語言中的新鮮活潑、貼切自然的各種修辭手段都特別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