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離太陽最近的事物呢?下面請欣賞小編帶來的畢淑敏的《離太遠最近的樹》。

　　《離太遠最近的樹》原文：

　　30年前，我在西藏阿里當兵。

　　這是世界的第三級，平均海拔5000米，冰峰林立，雪原寥寂。、不知是神靈的佑護還是大自然的疏忽，在荒漠的褶皺里，有時會不可思議地生存著一片紅柳叢。它們有著鐵一樣銹紅的技干，風羽般紛披的碎葉，偶爾會開出穗樣細密的花，對著高原的酷熱和缺氧微笑。這高原的精靈，是離太陽最近的綠樹，百年才能長成小小的一蓬。在藏區巡回醫療，我騎馬穿行于略帶蒼藍色調的紅柳叢中，竟以為它必與雪域永在。

　　一天，司務長布置任務——全體打柴去!

　　我以為自己聽錯了，高原之上，哪里有柴?!

　　原來是驅車上百公里，把紅柳挖出來，當柴火燒。

　　我大驚，說紅柳挖了，高原上僅有的樹不就絕了嗎?

　　司務長回答，你要吃飯，對不對?飯要燒熟，對不對?燒熟要用柴火，對不對?柴火就是紅柳，對不對?

　　我說，紅柳不是柴火，它是活的，它有生命。做飯可以用汽油，可以用焦炭，為什么要用高原上唯一的綠色!

　　司務長說，拉一車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兩車汽油。焦灰炭運上來，一斤的價錢等于六斤白面。紅柳是不要錢的，你算算這個賬吧!

　　挖紅柳的隊伍，帶著鐵锨、鎬頭和斧，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紅柳通常都是長在沙丘上的。一座結實的沙丘頂上，昂然立著一株紅柳。它的根像巨大的章魚的無數腳爪，纏附到沙丘逶迤的邊緣。

　　我很奇怪，紅柳為什么不找個背風的地方貓著呢?生存中也好少些艱辛。老兵說，你本末倒置了，不是紅柳在沙丘上，是因為這了這紅柳，才固住了流沙。隨著紅柳漸漸長大，流沙被固住的越來越多，最后便聚成了一座沙山。紅柳的根有多廣，那沙山就有多大。

　　啊，紅柳如同冰山。露在沙上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一，偉大的力量埋在地下。

　　紅柳的枝葉算不得好柴薪，真正頑強的是紅柳強大的根系，它們與沙子粘結得如同鋼筋混凝土。一旦燃燒起來，持續而穩定地吐出熊熊的熱量，好像把千萬年來，從太陽那里索得的光芒，壓縮后爆裂也來。金紅的火焰中，每一塊紅柳根，都彌久地維持著盤根錯節的形狀，好像傲然不屈的英魂。

　　把紅柳根從沙丘中掘出，蓄含著很可怕的工作量。紅柳與土地生死相依，人們要先費幾天的時間，將大半個沙山掏凈。這樣，紅柳就技椏遒勁地騰越在曠野之上，好似一副鏤空的恐龍骨架。這里需請來最的氣力的男子漢，用利斧，將這活著的巨型根雕與大地最后的聯系一一斬斷。整個紅柳叢就訇然倒下了。

　　一年年過去，易挖的紅柳絕跡了，只剩那些最古老的樹靈了。

　　掏挖沙山的工期越來越長，最健碩有力的小伙子，也折不斷紅柳蒼老的手臂了。于是人們想出了高技術的法子——用炸藥!

　　只需在紅柳根部，挖一條深深的巷子，用架子把火藥放進去，人伏得遠遠的，將長長的藥捻點燃。深遠的寂靜之后，只聽轟的一聲，再幽深的樹怪，也尸骸散地了。

　　我們餐風宿露。今年可以看到去年被掘走紅柳的沙丘，好像眼球摘除術的傷員，依然大睜著空洞的眼瞼，怒向蒼穹。全這觸目驚心的景象不會持續太久，待到第三年，那沙丘已煙消云散，好像此地從來不曾生存過什么千年古木，不曾堆聚過億萬顆沙礫。

　　聽最近到過阿里的人講，紅柳林早已掘凈燒光，連根須都煙消灰滅了。

　　有時深夜，我會突然想起那些高原上的原住民，它們的魂魄，如今棲息在何處云端?會想到那些曾經被固住的黃沙，是否已飄灑在世界各處?從屋子頂上揚起的塵沙，能常會飛得十分遙遠。

　　有關畢淑敏《離太陽最近的樹》讀后感推薦：

　　讀畢淑敏《離太陽最近的樹》，第一次約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凈燒光，連根須都煙消灰滅了”的紅柳林。

　　她在那里當兵時，有一天司務長布置任務，叫全體打柴去——挖紅柳當柴火燒。司務長說，“拉一車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兩車汽油。焦炭運上來，一斤的價錢等于六斤白面。紅柳是不要錢的”。

　　司務長的成本意識還很不錯的，似乎紅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這不是強盜邏輯嗎?這是阿里的事、國家的事，更是人類的事啊。你為了自己今天燒飯不要錢，阿里人、全人類子子孫孫要賠上無窮無盡的錢吶!也許期滿了，你走人，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而阿里人走得了嗎?人，能走得了嗎?走得出阿里，不還是宇宙中的一員。條塊分割、部門保護、地區保護，總是嚴重制約著我們整體工作的開展。

　　不可否認，司務長也是為生活所迫，為大家著想，要燒飯吃。但好心也能辦成壞事，不能辦成壞事呀，更不能因為沒有起碼的常識與見識，做了壞事還自以為功。我們的司法部門在處理“長”們的類似問題的時候，顯然也有好心地辦壞事的時候，有意無意去遷就還要冠冕堂皇地說是“情有可原”。

　　司務長在軍屆到底什么級別，我不知道，就因為是“長”，所以可以布置任務，而且因為是“布置”的任務，所以“全體”都得去執行且完成嗎?在中國，民主進程滯后，為頭為長的都多少有些說話權，實際上是話語霸權、指揮權。“長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監督，類似“紅柳”的災難就不能幸免。有多少人只注重為官一任任內的事，許多項目在當時的確很能顯示某些官員的政績，可是也不乏事后根本就是浪費的，甚至還給當地人帶來了災難深重的后遺癥。

　　她也曾反對過司務長的做法，不過還是沒有能夠阻止住。是自己太孤單，還是自己也底氣不足?中國缺乏振臂一呼的闖將，更缺乏應者云集的民眾。不知者不為罪，在真理面前我們知者絕不能示弱，孟子說“知而不爭，不可為忠;爭而不得，不可為強”。人類歷史的進步，少不了仁人志士“爭得”“為強”來推波助瀾。如果自我寬心，反正執行任務、落實工作是全體行動，挖柳的隊伍“浩浩蕩蕩”，那么這種“不得”其實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過呀。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無可否認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現在還是有人做不到。史懷哲領諾貝爾獎時呼吁，反對“將所有的生物分為有價值的與沒有價值的、高等的與低等的”，反對“評判生物當中何者較有普遍妥當性所根據的標準，是以人類對于生物親疏遠近的觀感為出發點”。而不是生命的呢，難道我們就可以袖手旁觀，甚至傷害得問心無愧嗎?

　　看到“司務長”，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長”——住持王圓箓。現在，我們更多的人是從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圓箓是敦煌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而畢淑敏并不曾交代司務長的真實姓名。是她怕得罪了自己當年的長官，還是出于個人感情的尊重?如果說一個知名作家在傳達這樣一些信息的時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們這個社會還奢談什么文化良知?輿論監督還奢談什么深廣度、透明度?綜合治理還奢談什么硬拳出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