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濃的敘事詩，詩人在敘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國傳統詩歌擅長的抒寫手法，將敘事、寫景和抒情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形成詩歌抒情上回環往復的特點。詩人時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來烘托人物的心境;時而抓住人物周圍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過人物對它們的感受來表現內心的感情，層層渲染，恰如其分地表達人物蘊蓄在內心深處的難達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處是黃塵、棧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無光，秋景凄涼，這是以悲涼的秋景來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對著青山綠水，還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傷心，大自然的美應該有恬靜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卻沒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內心的痛苦。這是透過美景來寫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層。行宮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鈴聲，本來就很撩人意緒，詩人抓住這些尋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帶進傷心、斷腸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見一聞，一色一聲，互相交錯，在語言上、聲調上也表現出人物內心的愁苦凄清，這又是一層。還都路上，“天旋地轉”，本來是高興的事，但舊地重過，玉顏不見，不由傷心淚下。敘事中，又增加了一層痛苦的回憶。回長安后，“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白日里，由于環境和景物的觸發，從景物聯想到人，景物依舊，人卻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淚下，從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宮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楊貴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極其復雜微妙的內心活動。“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從黃昏寫到黎明，集中地表現了夜間被情思縈繞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這種苦苦的思戀，“春風桃李花開日”是這樣，“秋雨梧桐葉落時”也是這樣。及至看到當年的“梨園弟子”、“阿監青娥”都已白發衰顏，更勾引起對往日歡娛的思念，自是黯然神傷。從黃埃散漫到蜀山青青，從行宮夜雨到凱旋回歸，從白日到黑夜，從春天到秋天，處處觸物傷情，時時睹物思人，從各個方面反復渲染詩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尋覓。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到夢中去找，夢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環，層層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達到了高潮。詩人正是通過這樣的層層渲染，反復抒情，回環往復，讓人物的思想感情蘊蓄得更深邃豐富，使詩歌“肌理細膩”，更富有藝術的感染力。

　　作為一首千古絕唱的敘事詩，《長恨歌》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來，許多人都肯定這首詩的特殊的藝術魅力。《長恨歌》在藝術上以什么感染和誘惑著讀者呢?宛轉動人，纏綿悱惻，恐怕是它最大的藝術個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來的讀者，使他們受感染、被誘惑的力量。　賞析四　人們對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爭論不休，有所謂愛情說、政治主題說、雙重主題說等等。本文作者持愛情說。首先從作品的四個層次來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陳鴻寫《長恨歌傳》那樣板著說教的臉孔去描寫李楊故事，而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取得審美上的極大成功。本文還結合作者生平經歷和社會歷史分析他在處理歷史題材、政治題材和來自民間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的關系問題上的獨到之處，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

　　《長恨歌》一出，關于其主題，便成為歷來讀者爭論的焦點。觀點也頗具分歧。大抵分三種：其一為愛情主題。是頌揚李楊的愛情詩作。并肯定他們對愛情的真摯與執著;其二為政治主題說。認為詩的重點在于諷喻，在于揭露“漢皇重色思傾國”必然帶來的“綿綿長恨”，譴責唐明皇荒淫導致安史之亂以垂誡后世君主;其三為雙重主題說。認為它是揭露與歌頌統一，諷諭和同情交織，既灑一掬同情淚，又責失政遺恨。究竟如何，還需從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貴妃進宮后恃寵而驕，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

　　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

　　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后回朝時，重過馬嵬，“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后，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蕩氣回腸;

　　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楊妃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后終在虛無縹緲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脫于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于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應該說，寫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觀上是同意陳鴻的“懲尤物、窒亂階”之說的，后來在《新樂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還重復強調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題，明確宣揚性愛之為害，但是又承認“人非木石皆有情”，性愛是消滅不了的，所以解決問題的途徑只好是“不如不遇傾城色”。但在《長恨歌》的實際寫作當中，他又服從了民間愛情故事所表達的人類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這樣，整個故事便具有了更為深刻復雜的涵義：既寫了真美，又寫了真惡，并將兩者直接聯系在一起;《麗情集》本《長恨歌傳》有一段話：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　這段話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對這一問題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寫作《長恨歌》時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不因為“甚惡”而抹煞“甚美”。盡管其主題最后似偏離了對“甚惡”的譴責，但“甚惡”內容本身畢竟沒有被抹煞，反過來又豐富了“甚美”的涵義。

　　《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并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為界，經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為應世態度。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為云龍、為風鵬，并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為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志，頗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并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種理想化的結果。排斥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為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為半神的理想化。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種理想在內，他們從現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簡直同一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無差別!他們從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并且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詩人被貶江州以后，“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于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于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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