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年青人為了調侃我，說浙江人不會寫文章。就算我不會，但浙江人里還有魯迅和余秋雨。下面是小編帶來余秋雨描寫塔的小說的內容，歡迎閱讀!

　　一

　　莫高窟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著幾座僧人圓寂塔。塔呈圓形，狀近葫蘆，外敷白色。我去時，有幾座已經坍弛，還沒有修復。只見塔心是一個木樁，塔身全是黃土，壘在青磚基座上。夕陽西下，朔風凜列，整的塔群十分凄涼。

　　有一座塔，顯得比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讀，猛然一驚，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個王圓箓!

　　再小的個子，也能給沙漠留下長長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讓歷史吐出重重的嘆息。王圓箓既是小個子，又是小人物。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見到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在甘肅當過兵，后來為了謀生做了道士。幾經轉折，當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為主，怎么會讓一個道士來當家?中國的民間信仰本來就是羼雜互溶的，王圓箓幾乎是個文盲，對道教并不專精，對佛教也不抵拒，卻會主持宗教儀式，又會化緣募款，由他來管管這一片冷窟荒廟，也算正常。

　　但是，世間很多看起來很正常的現象常常掩蓋著一個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驚人蘊藏，使王圓箓這個守護者與守護對象之間產生了文化等級上的巨大的落差。這個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讀到潘絜茲先生和其他敦煌學專家寫的一些書，其中記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經常出去化緣，得到一些錢后，就找來一些很不高明的當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畫刷白，再掄起鐵錘把塑像打毀，用泥巴堆起的靈官之類，因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這里畢竟是佛教場所，于是再讓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墻壁刷白，繪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經的故事。他四處打量，覺得一個個洞窟太憋氣了，便要工匠們把它們打通，大片的壁畫很快灰飛煙滅成了走道。做完這些事，他又去化緣，準備繼續刷，繼續砸，繼續堆，繼續畫。

　　這些記述的語氣都很平靜，但我每次讀到，腦海里也總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慘白。我幾乎不會言動，眼前一直晃動著那些草刷和鐵鍾。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見王道士轉過臉來，滿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聲下氣地懇求他：“請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腦中依然一片慘白。

　　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從一個姓楊的幫工那里得知，一處洞窟的墻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邊可能還隱藏著一個洞穴。兩人挖開一看，嗬，果然一個滿滿實實的藏經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開了一扇轟動世界的門戶。一門永久性的學問，將靠著這個洞穴建立。無數才華橫溢的學者，將為這個洞穴耗盡終生。因此，從這一天開始，他的實際地位已經直竄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遺跡博物館館長還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隨手拿了幾個經卷到知縣那里鑒定，知縣又拿給其他官員看。官員中有些人知道一點輕重，建議運到省城，卻又心疼運費，便要求原地封存。在這個過程中，消息已經傳開，有些經卷已經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國人士的注意。

　　當時，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等列強，正在中國的西北地區進行著一場考古探險的大拼搏。這個態勢，與它們瓜分整個中國的企圖緊緊相連。因此，我們應該稍稍離開莫高窟一會兒，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幾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團又一次集體向清zheng府遞交照會，要求嚴懲義和團。恰恰在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當天，列強決定聯合出兵。這就是后來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終又迫使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也就是每個中國人都要賠償一兩白銀的“八國聯軍”。

　　時間，怎么會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里一作出進攻中國的決定，立即刺痛了一個龐大機體的神經系統，西北沙漠中一個洞穴的門剎時打開了。

　　更巧的是，僅僅在幾個月前，甲骨文也被發現了。

　　我想，藏經洞與甲骨文一樣，最能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須猛然出現在這個民族幾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時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種偉大的巧合。

　　遺憾的是，中國學者不能像解讀甲骨文一樣解讀藏經洞了，因為那里的經卷的所有權，已經被悄悄地轉移。

　　三

　　產生這個結果，是因為莫高窟里三個男人的見面。

　　第一個就是主人王圓箓，不多說了。

　　第二個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剛加入英國籍不久，此刻受印度zheng府和大英博物館指派，到中國的西北地區考古。他博學、刻苦、機敏、能干，在考古專業水準上堪稱世界一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后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討好。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了這種橋梁式的悲劇性典范。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里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產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只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實果然如此。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覺得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箓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箓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著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態度。蔣孝琬蒙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愿意付一些錢。王圓箓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游記》里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王圓篆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終于還是塞給他幾個經卷。

　　于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個幾經卷。他發現，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卷的譯本。這幾個經卷，明明是王圓箓隨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王圓箓激動地看著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后在經卷堆里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著。睡著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內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其他列強的冒險家們也紛紛踏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箓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洞。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只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斯坦因立即贊揚他，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蔣孝琬一聽，十分得意。我對他的這種得意，有點厭惡。因為他應該知道，自從鴉片戰爭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意味著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會對當時已經極其可憐的父母之邦產生一點點慚愧，而只是想，這種橋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們以后還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后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并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而像我這樣耿耿于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里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態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