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駉》是《詩經》里面《頌·魯頌》中的一首古典詩歌。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詩經 駉，以供大家閱讀。

　　詩經 駉原文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骍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溥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骃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詩經 駉譯文

　　公馬高大又肥壯，遠郊野外去放牧。要問良馬有幾種：既有驈來又有皇。驪馬純黑赤馬黃，駕起車來力量強，深謀遠慮無限量，但望馬兒都優良。

　　公馬肥壯好身體，群群牧放遠郊地。要問良馬有幾種：蒼白騅馬黃白駓，還有骍馬青黑騏，駕起車來有力氣。深謀遠慮無限期，但望馬兒好質地。

　　公馬肥壯真不錯，放在遠郊近山坡。要問良馬有幾種：青黑驒馬白色駱，赤色騮馬黑色雒，駕起車來快如梭。深謀遠慮不覺倦，但望馬兒都振作。

　　公馬肥壯強有勁，郊野放牧遠離城。要問良馬有幾種：紅白騢馬灰白骃，驔呀魚呀也有名，駕起車來腳步輕。深謀遠慮無邪僻，但望馬兒能疾行。

　　詩經 駉賞析

　　《毛詩序》云：“《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谷，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箋云：“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疏云：“文公六年(前621)，行父始見于經(《春秋》)，十八年，史克名始見于《傳》(《左傳》)。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魯獨無之。至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序說之事實固如朱熹《詩序辨說》所稱“皆無可考”，但謂之“鑿矣”，則亦過甚其辭。據詩意，顯然此篇系魯人歌頌魯君注重牧業，國以富強之作。朱謀瑋說：“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傳說匯纂》引)此言能得其實。詩的作者古文經學家說是史克，今文經學家則說是奚斯。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云：“史克作頌，惟見《毛序》，他無可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為奚斯作，……漢人承用皆屬奚斯……，史克見《左傳》在文公十八年，至宣公世尚存，見《國語》，奚斯見閔(湣)公二年(前660)，故文公二年《傳》已引《閟宮》之詩。不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之前，已有史克先奚斯作頌。”他指出的歷史事實固然不錯，但從年代上只可斷定史克不能作《閟宮》，說此篇《駉》亦非其所作，則缺乏說服力。筆者以為《毛詩序》之說較有條理，在現有文獻不足證偽的情況下，不妨暫從毛說。

　　本詩重點是寫馬，通過寫馬來贊頌魯國的國君魯僖公。詩分四章，可能與古代一車四馬的駕車制度有關。有人說“《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孔穎達疏);也有人說每章各寫馬的一種品性，第一章是寫“馬之德”，第二章是寫“馬之力”，第三章是寫“馬精神”，第四章是寫“馬志向”(方玉潤《詩經原始》)，這卻不免讓人感到穿鑿附會，四章中各種各樣毛色的馬都有，難道說“驪”一定是良馬、“駵”一定是劣馬?“彭彭”、“伾伾”、“繹繹”、“祛祛”與“臧”、“才”、“作”、“徂”這些形容詞(或動詞)也看不出與德、力、精神、志向有特定的對應關系。從結構上看，它每章除了第四、五兩句“有……有……”句式各具不同內容外，也就第六句末二字和第七、八兩句末一字不同，是典型的重章疊句體式，而各章所更易之字，也不像《國風)中的一些篇章那樣相互間有遞進或聯貫關系，而像《國風》中的另一些篇章那樣，聯章復沓只是為了取得一唱三嘆、余音不絕的歌詠藝術效果。

　　從詩的表現手法看，此篇盡管用的是賦法而沒有比興成分，但寫來跌宕有致，馬的形象既生動傳神，對魯君的頌美也點到即止，沒有過分的張揚，一切都溫而不火，流暢自然，這在《頌》詩中實不多見。全詩先將直接歌詠的對象群馬置于廣闊無邊的原野這一環境背景，且冠以“駉駉”這一表形態的疊字形容詞，這樣篇首就鼓蕩著一種矯健強悍的氣勢。接著，“薄言駉者”一句略按，往下介紹馬的品種，馬的品種繁多正可作“思無疆(期、斁、邪)”一句的注腳，為下文的贊頌作了有效的鋪墊。“以車”云云，又以帶疊字形容詞的句子詠馬之善于駕車疾馳，與上文的“駉駉牡馬”句相呼應，而句中“馬”字不出現，疊字詞前后位置不同，又見出章法上的變化。最后，由寫馬轉為贊美魯君，但贊美魯君仍緊扣住詠馬，結尾一絲不茍。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全篇的脈絡很分明，作者的寫作技巧很純熟。不妨說這是現存最早的專詠馬的詠物詩，后世詠馬之詩大致也是這樣從馬的形體(這在本篇中主要是通過寫馬的毛色表現出來)、馬的動勢、馬與人的關系這幾方面落筆的。作為詠物詩的雛型，它已顯得相當完美。這樣一首具有《國風》風格的詩，為何不在《國風》中?一些讀者會有此疑問。魯詩不稱《風》而稱《頌》，前引孔穎達疏實際上已作了說明，原因是魯為周公長子伯禽的封國，周室重視周公的功績，尊魯若王，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以觀風，遂不及魯詩。更多《詩經》欣賞文章敬請關注“習古堂國學網”的詩經賞析欄目。

　　從詩的歷史文化意義上說，本篇以牧業的興盛作為治國有方的一大業績，反映出那個時代對馬政的重視。據文獻記載，在周代的“六藝”中，就專門有“御”(駕馬車)這一藝，周穆王也有駕八駿遨游天下四方的傳說。春秋中期，車戰仍是戰爭的主要手段，一輛兵車需四匹馬牽引，因此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弱，必然與馬匹數量密切相關，大國號稱“千乘之國”，良有以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馬政于是成為軍國要務，各國諸侯都十分重視養馬，這在《詩經》中也有所反映，如《鄘風·定之方中》就贊揚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而《魯頌》更是篇篇寫到馬，《駉》自不待言，《有駜》則詩題就是馬肥壯之貌，《泮水》有“其馬蹻蹻”句、《閟宮》有“公車千乘”句。在本篇中，寫到不同毛色的馬的品種有十六種之多，可見馴馬養馬這一業的發達。而考之典籍，以毛色定名的馬還遠不止這些。語言學家們認為：某一民族語言中哪一屬類事物的名詞特別多，就反映出此民族在該方面的知識特別豐富，與該類名詞有關的科學技術特別發達。中國上古時期牲畜命名的多樣化，正反映了畜牧業的高度發達，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可以為之驕傲的事。——當然，這已談得有些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