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后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后改豫才。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魯迅的雜文《偽自由書》，希望大家喜歡。

　　《偽自由書》

　　前記

　　這一本小書里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1〕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并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么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2〕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3〕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

　　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于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4〕里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后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于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于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里，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5〕，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里的第一篇《崇實》〔6〕;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干”，有時也用“干”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后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于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7〕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8〕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9〕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著關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么關系。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里，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廬，魯迅記。

　　魯迅簡介：

　　少年時期

　　光緒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歷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新臺門周家。幼名阿張，長根，長庚，學名周樟壽。

　　光緒十八年(1892年)，入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課余影描圖畫。與章閏水建立友誼。

　　光緒十九年(1893年)，祖父周介孚因事下獄，父周伯宜又抱重病，家產中落，全家避難于鄉下。每每為父親出入于質鋪及藥店，遭人冷眼。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父親去世。家境益艱。于本年開始寫日記。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家族開會分房，分給魯迅他們的既差且小，魯迅拒絕簽字遭到叔輩們斥責，倍感世態炎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