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少年酷愛學習，光緒七年(1881年)9月25日(夏歷辛巳年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紹興城內東昌坊新臺門周家。幼名阿張，長根，長庚，學名周樟壽。小編為大家整理了魯迅的雜文《頌蕭》，希望大家喜歡。

　　《頌蕭》

　　蕭伯納未到中國之前，《大晚報》希望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會因此而暫行停止，呼之曰“和平老翁”。

　　蕭伯納既到香港之后，各報由“路透電”譯出他對青年們的談話，題之曰“宣傳共產”。

　　蕭伯納“語路透訪員曰，君甚不像華人，蕭并以中國報界中人全無一人訪之為異，問曰，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識余乎?”

　　(十一日路透電)

　　我們其實是老練的，我們很知道香港總督的德政，上海工部局的章程，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讎，誰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愛吃的是什么。但對于蕭，——惜哉，就是作品的譯本也只有三四種。

　　所以我們不能識他在歐洲大戰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識他游歷蘇聯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二十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五十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四十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

　　但我所謂偉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為赤色革命家，因為我們有“特別國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無從到四十歲。我所謂偉大的，是他竟替我們二十歲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而且并不離開了現在。

　　闊人們會搬財產進外國銀行，坐飛機離開中國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罷;“政如飄風，民如野鹿”，窮人們可簡直連明天也不能想了，況且也不準想，不敢想。

　　又何況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這問題極平常，然而是偉大的。

　　此之所以為蕭伯納!

　　二月十五日。

　　又招惱了大主筆：

　　蕭伯納究竟不凡　《大晚報》社論也沒有一件事怎樣的壞;可是你們總找不出那一件事給英國人做壞了。他做事多有主義的。他要打你，他提倡愛國主義來;他要搶你，他提出公事公辦的主義;他要奴役你，他提出帝國主義大道理;他要欺侮你，他又有英雄主義的大道理;他擁護國王，有忠君愛國的主義，可是他要斫掉國王的頭，又有共和主義的道理。他的格言是責任;可是他總不忘記一個國家的責任與利益發生了沖突就要不得了。”

　　這是蕭伯納老先生在《命運之人》中批評英國人的尖刻語。我們舉這一個例來介紹蕭先生，要讀者認識大偉人之所以偉大，也自有其秘訣在。這樣子的冷箭，充滿在蕭氏的作品中，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于是蕭先生的名言警句，家傳戶誦，而一代文豪也確定了他的偉大。

　　借主義，成大名，這是現代學者一時的風尚，蕭先生有嘴說英國人，可惜沒有眼估量自己。我們知道蕭先生是泛平主義的先進，終身擁護這漸進社會主義，他的戲劇，小說，批評，散文中充塞著這種主義的宣傳品，蕭先生之于社會主義，可說是個徹頭徹尾的忠實信徒。然而，我們又知道，蕭先生是銖錙必較的積產專家，是反對慈善事業最力的理論家，結果，他坐擁著百萬巨資面團團早成了個富家翁。蕭先生唱著平均資產的高調，為被壓迫的勞工鳴不平，向寄生物性質的資產家冷嘲熱諷，因此而贏得全民眾的同情，一書出版，大家搶著買，一劇登場，一百多場做下去，不愁沒有人看，于是蕭先生坐在提倡共產主義的安樂椅里，笑嘻嘻地自鳴得意，借主義以成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究竟巧妙無窮。

　　現在，蕭先生功成名就，到我們窮苦的中國來玩玩了。多謝他提攜后進的熱誠，在香港告訴我們學生道：

　　“二十歲不為赤色革命家，五十歲要成僵石;二十歲做了赤色革命家，四十歲可不致落伍。”原來做赤色革命家的原因，只為自己怕做僵石，怕落伍而已;主義本身的價值如何，本來與個人的前途沒有多大關系;我們要在社會里混出頭，只求不僵，只求不落伍，這是現代人立身處世的名言，蕭先生坦白言之，安得不叫我們五體投地，真不愧“圣之時者也”的現代孔子了。

　　然而，蕭先生可別小看了這老大的中國，像你老先生這樣時髦的學者，我們何嘗沒有。坐在安樂椅里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么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戲法已耍得十分純熟了。我想先生知道了，一定要莞爾而笑曰：

　　“我道不孤!”

　　然而，據我們愚蠢的見解，偉大人格的素質，重要的是個誠字。你信仰什么主義，就該誠摯地力行，不該張大了嘴唱著好聽。若說，蕭先生和他的同志，真信仰共產主義的，就請他散盡了家產再說話。可是，話也得說回來，蕭先生散盡了家產，真穿著無產同志的襤褸裝束，坐著三等艙來到中國，又有誰去睬他呢?這樣一想：

　　蕭先生究竟不凡。

　　二月十七日。

　　也不佩服大主筆：前文的案語　樂雯

　　“令受者難堪，聽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于“借主義，成大名，掛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贊·成·了·那·種·主·義，·當·然·又·當·別·論。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贊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萬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么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于這種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種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種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里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么什么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于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歷代的離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

　　《蕭伯納在上海》。

　　魯迅簡介：

　　魯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準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為關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范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辟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

　　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于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象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系在一起的人和事連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系。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圣”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